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纪念并弘扬「长征精神」，大公报记者独家专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周恩来的峥嵘过往也在周秉德的忆述中缓缓流淌出点滴。「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而伯父抱病运筹军机、谋划战略的身影，至今似乎历历在目。」

2006年，周秉德同部分革命后代重走长征路，踏过毛尔盖的沼泽，到访过转折之地哈达铺，也亲眼见到纪念馆中当年那一张曾经帮助红军确定前行方向的《大公报》。「我们知道陕北有自己的人，我们才敢向那边进发，它让红军有了目标。」周秉德说。\大公报记者　孙志、任芳颉、凯雷　实习记者　李思桐

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周恩来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长征途中参与制定重大战略决策，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军事副报告，直面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主动开展自我批评，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以自己在党内军内的重要地位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推动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会议之后，周恩来受党内委托，成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坚定维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为红军走出困境、扭转长征战局奠定重要基础。

担架上处理军情 不舍昼夜

周秉德说，伯母邓颖超曾忆述：「长征路上，周恩来走得十分辛苦。」1935年7月，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川西毛儿盖后，由于日夜操劳，体力透支过多，加上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吃野菜和青稞，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病倒，连日高烧40度不退，昏迷不醒，不能进食。

即便被病痛折磨，周恩来依旧没有放下军机要务。只要意识稍清醒，他便召集相关同志研判局势，参与处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面对张国焘恃兵力优势争权的严峻局面，周恩来以全党团结为重，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促成两大红军主力统一行动，最大限度维护红军的团结。很多时候，周恩来躺在担架上看阅军情文电，在颠簸的路途中思考行军部署。夜晚部队宿营，他依旧在油灯之下草拟命令、梳理各路红军的动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谋划当中。

「长征队伍没有可吃的食物，只能取一些草根树皮来煮。」周秉德表示，「那时伯父患有肝脓疡无法行走，并且经常昏迷，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担架上。伯母本来在妇女的队伍中，后被组织调来照顾伯父，当时的卫生条件很差，伯父的毛衣上长了很多虱子，数都数不过来。伯母给伯父掐虱子，掐满手都是血红的。」

当时的环境无法消毒，又没有条件做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没有合适的药物，毛主席便派人找冰块给伯父降温。」周秉德听伯母讲述，红军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战友们组成担架队抬着周恩来过草地。为保障周恩来安全穿越草地，彭德怀甚至下令埋掉仅存的迫击炮。他说，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由于不忍心看到战士们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伯父多次爬下担架自己走，但又一次次被战友们按到担架上。」周秉德说。

2006年，周秉德参与「情系长征路──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和二十多位革命后代一同踏上父辈当年的征途，历时一个半月重走长征路。寻访途中，她来到毛尔盖、哈达铺等关键旧址。站在毛尔盖的土地上，沼泽地貌依旧清晰可见：「进城之前两边都是沼泽地，人踩到沼泽会没过大腿。」亲身踏访，让她对当年草地行军的凶险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大公报》让红军有了目标」

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节点，哈达铺镇留给周秉德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知道陕北有自己的人，我们才敢向那边进发，它让红军有了目标。」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秀云指出，红军长征开启之后，《大公报》第一时间跟进报道。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大公报》累计刊发600余篇报道，涵盖消息、通讯、评论、游记、访谈等多种题材。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十分重视研读各类报刊，张闻天撰写的读报笔记刊发于《前进报》，文中大量摘引《大公报》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报道。在哈达铺镇，红军不仅得到了物资和人员的休整，更通过《大公报》获取了关键情报，从而确立了「到陕北去」的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