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改研究会原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资深副理事长李罗力认为，亚太各经济体法律体系、经济制度差异巨大，制度异质性是长期以来制约区域深度一体化的重大障碍。而深圳与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的跨境制度协同模式，为异质经济体之间的规则对接提供全新范式。

一直以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圳制度先行先试的两大战略平台。截止到今年三季度，前海深港合作区有11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引领制度创新的“策源地”。河套合作区则构建“五流四制”政策框架，打通科研资金、人才、数据、技术、物资跨境流动堵点，探索跨境科创合作的制度新框架。

“深圳这种“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改革基因，使其成为中国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压力测试平台，持续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路。”在李罗力看来，深港协同模式的示范价值不止于粤港澳大湾区。

该模式摒弃“一刀切”的规则统一思路，尊重两地制度差异，将制度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而非合作障碍。依托前海、河套平台推广的“香港＋”模式，以香港成熟国际化商事规则为基础，联动深圳科创制造能力，为亚太区域规则融合提供可复制的参照系。

他认为，对于APEC大量发展中成员而言，深港模式提供了一条渐进式制度对接路径，无需一步完成制度全面趋同，通过局部领域试点、分领域规则衔接，稳步推进跨境要素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