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源于中央授权 行政主导不容歪曲 ——正本清源认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之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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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应依法治港的需要,中央通过国家层面立法、修法、释法,不仅建立健全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了“爱国者治港”原则,而且巩固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凝聚了支持行政主导的广泛共识。然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仍在社会流传,容易造成观念混淆,误导公众对特区宪制秩序的理解。故此,围绕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仍有继续正本清源、辨明法理的必要。
政体法定,岂能天马行空解读
特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宪制性法律白纸黑字写定的,不是任何人随意说什么就是什么。制定香港基本法的一个重要使命任务,就是规定特区的政治体制。除了序言、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明确了有关大的原则精神外,第四章“政治体制”以及附件一、附件二,更是对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个地方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天大的事情,必须由宪制性法律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人们当然可以解读,但不能天马行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随意增添或者减少内容,更不能有意歪曲。基本法已经对香港特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白纸黑字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我们必须回归基本法的文本文字和立法原意,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法律的文字,包括上下文、立法原意和终极关切,随意进行。
政体央定,授权逻辑不容颠倒
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特区实行什么制度包括政治体制是中央事权,由中央决定;特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来源于中央授权,三权之间什么关系、职权职能如何划分,取决于中央。基本法序言与第1条、第12条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第2条规定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些权力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基本法先明确中央授权,再谈当地的权力配置,这是特区宪制秩序的核心问题,即特区三权同出一源,都来自于中央授权,是中央统一授权之下承担不同功能的三个机关,本质上是授权体制下的职能分工,并非西式分权制衡体制,与主权国家原生分权有本质区别。
既然特区所有高度自治权都来源于中央授权,那么中央有无可能对特区三机关平均授权、以达至“三权分立”的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
行政主导,基本法处处可见
中央通过基本法规定了行政主导,没有“三权分立”的空间。基本法对行政主导的安排,体现在具体条文,并非口号或者抽象概念,是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
其一,关于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第43条规定行政长官是整个特区的首长,代表特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由选举或协商产生、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地位的合法性来自中央任命,并不来自立法会的信任投票。
其二,行政机关提出法案与预算。第62条规定特区政府提出法案、议案和附属法规,编制并提出财政预算决算;第64条要求政府遵守法律、对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的法律与预算、答复质询。第74条规定,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法案,须经行政长官书面同意。这一条对议员立法创议权的限制,与“三权分立”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行政立法之间不存在对称的相互制衡。立法会对行政有质询、辩论、听取报告、审核预算等监督权,也可以对行政长官提出弹劾案,但行政长官的去留由中央决定,立法会没有倒阁权。行政长官则对立法会法案有退回重议权(基本法第49条)和对立法会的解散权(基本法第50条)。由此可以看出,两机关制衡的手段并不对等,行政更加积极主动。
其四,司法独立,但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特区法院有约束力;第19条规定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同时明确特区法院对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如果涉及有关问题,行政长官经中央同意发出的证明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
就像美国宪法没有出现“三权分立”字样但没有人怀疑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一样,基本法本身虽然没有用“行政主导”四个字,但其文字文意处处体现着“行政主导”。当年姬鹏飞先生在向全国人大作的关于基本法起草情况的说明中,也明确表示在起草香港政治体制章节时,“保持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是重要考虑,相信香港年长人士都知道香港“原政治体制”是典型的行政主导。
再者,作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创造者和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基本法起草过程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因此,不搞“三权分立”是香港基本法起草政治体制有关内容时的重要指导思想,故而中央不可能在基本法中规定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
误读根源,在于脱离宪制实际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坚持把香港的政治体制说成是“三权分立”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简单套用主权国家的分权理论,把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视为地位平等的权力中心,彼此分立、制衡,并把行政长官仅等同于行政部门的首长,与立法和司法论高低。“三权分立”是近代主权国家对内横向配置权力的理论和实践,其前提是拥有完整国家主权,各机关的权力都直接来自宪法对主权权力的分割。香港不是主权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它并不拥有原生性的主权权力。分权的前提是主权在先,授权的前提是主权在上。这一点决定了香港根本不可能实行“三权分立”。
二是过去香港确实有一股势力,一直图谋在基本法之外“重塑”香港的政治体制,把“行政主导”做成事实上的“三权分立”。主要表现除了滥用司法覆核外,就是推动立法无限扩权,立法会一度被反中乱港分子绑架、带节奏甚至主导,同时把行政做小做弱,使香港越来越偏离基本法的轨道,外观上越来越像西式“三权分立”。把中央授权之下三权之间的职能分工,解读为“三权分立”,是偷换概念,把扭曲运作的假象,当成宪制本身的制度设计,这正是长期误读的关键源头。
还需要说明的是,概念上如何划分世界各国的政体,诸如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半总统制等等,及其与行政主导、“三权分立”的关系,那是学理探讨问题,可以有很多分法。如果谈论香港政制的实然状态及其运作,那就应当采取实证主义态度,看法条、看法意、看法效。在“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区宪制秩序语境里,“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是什么含义,是非常明确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主导,与“三权分立”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确定无疑、实实在在的,而且实施成效日益彰显。这一点不容混淆、不容模糊。
监督问责,与行政主导并行不悖
强调行政主导,丝毫不否定行政要接受监督问责,无论立法或者司法都应当严格依法履职尽责。立法对行政既配合,又制衡监督,包括对不当行政行为的批评乃至尖锐的批评;司法机关可以依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覆核;社会各界、香港民众也可以对行政开展监督。这些都受基本法的保护和保障,也是香港行政主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同样十分明确、不容模糊。
一言以蔽之,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宪法与基本法明文确立、由中央设计和决定的行政主导体制,其本质是中央授权之下的职能分工,绝非西式“三权分立”。厘清这一宪制本源,不是要否定依法监督,而是要坚定宪制原则、划清法理边界,让行政、立法、司法各机关恪守宪制定位、各司其职、同向发力。任何试图混淆政制属性、扭曲制度原意的论调,都脱离基本法的条文与立法初衷。只有牢牢把握行政主导这一核心,才能维持特区宪制秩序稳定,保障香港长治久安,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