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漫游/在观看“鲁迅”中走进历史深处 ——评《面容与世变:鲁迅图像史研究》

2026-11-23 05:30:04 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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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化巨人,对他的研究汗牛充栋。同时,鲁迅又是一个研究不尽的话题,时代的每一次变化,都会让鲁迅呈现出新的面容。《面容与世变:鲁迅图像史研究(1918-1981)》(沈伟棠,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以比较美术学的立场,从鲁迅这一具体的人物的图像出发,分析其面容变迁中蕴含的时代、政治与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而窥见百年中国的风云变幻,在众多鲁迅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谷中风

作为一本图像史著作,本书对鲁迅像从诞生到演变的历史作了文献梳理。第一张鲁迅像是林语堂1926年1月23日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这张图像“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一面,部分契合社会读者对鲁迅的视觉期待。这幅漫画是最早刻画鲁迅斗争精神的一张图像。”这幅漫画于1926年7月连同陶元庆同年所作鲁迅素描像以及鲁迅早期的两张照片,一起被台静农收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成为最早公开出版的关于鲁迅的影像资料。根据作者的收集和梳理,此后直至1936年鲁迅逝世前,公开发表、出版或展览的鲁迅像为31幅。其中,1932年至1936年是数量大幅增加的时期。“这一趋势与鲁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美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不断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一致的。从此以后,鲁迅图像的数量就顺着这种趋势,或快或慢地不断往上攀升,在现代美术史上蔚为大观。”

对比研究鲁迅制像史

从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期间,作者收集到鲁迅图像150余幅/组,创作高峰是在鲁迅逝世后一年内。从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上刊登第一幅鲁迅图像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作者收集到延安时期完整形态的鲁迅图像共37幅,以木刻作品居多,也有少量漫画、雕塑和图案作品。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图像创作盛况空前,数量急速增长,作品形态涵盖素描、版画、国画、油画、漫画、连环画、插图、雕塑、书法、篆刻等几乎所有美术种类。与此同时,图像寓意也发生着重大变化。尤其是1942至1976年间,鲁迅图像更多被赋予“革命”意义,其形象也以“战士”为基本轮廓。进入新时期后,赵延年、丁聪、吴冠中等从鲁迅这里再次出发,以自己的创作有意无意充当解放鲁迅题材的先锋,为鲁迅制像史树立了新的风向标。

据本书统计,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240余位美术家参与过鲁迅形象塑造,作品大约2000幅(件)。正如鲁迅先生专家黄乔生在本书序中所言,美术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中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们笔下鲁迅图像的艺术面貌。“鲁迅的面容是时代的标志性符号,各个阶段的鲁迅相貌和姿态,不仅是了解其生平业绩的重要视觉依据,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方面的缩影。”阅读书中关于不同时期鲁迅像的对比研究,不仅能增长鲁迅像的新知识,而且会更深刻地理解“鲁迅何以成为鲁迅”。

描绘巨人“三副面孔”

作者通过早期鲁迅像的研究,描绘了鲁迅的“三副面孔”。其一,作为自我形象,以陶元庆、司徒乔等所作素描肖像为代表。这些画像虽凝聚了画家的才华和对鲁迅的理解,但鲁迅本人才是这些画像潜在的灵魂。陶元庆的画作得到鲁迅本人高度认可,评价为“画得很好”。其二,作为精神偶像,这一类作品在早期鲁迅像中数量最多。堀尾纯一的《鲁迅先生》和赖少其的《鲁迅先生》为其中佼佼者。堀尾纯一的画没有追求丝毫毕现的相似性,而是在把握鲁迅基本相貌基础上,凸显其高额头、宽下巴的特征,令人过目难忘。鲁迅对此也十分欣赏,当场以“二元”的价格买下。其三,作为左翼旗帜,这类作品凸显了鲁迅在敌我对立中的政治性和斗争性。

到了延安时期,鲁迅图像进入“标准化”制作,王朝闻、罗工柳、古元等多位美术家创作的鲁迅形貌高度相似,其母本则是1933年5月鲁迅为《活的中国》拍摄的照片。延安的美术家在奔赴延安前已深受鲁迅的影响,也清楚这张照片在文化阶层和社会大众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标准化”的视觉形象以及借助木刻艺术的大量复制,使鲁迅形象在大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图像的修辞策略继续演化。“鲁迅形象也表现出旗帜鲜明、利落清晰、拒绝含糊的特征。拿鲁迅黑白木刻图像来说,几乎着意强调黑白色块的对比,取消中间的颜色过渡和视觉缓冲,极力增强图像的视觉张力”。另外,作品大都配上文字,这些文字虽不多,但作为一种观看的“操作系统”,一旦“启动”就规定着大众的观看视角、接受模式和心理想像。

本书在通论鲁迅图像的基础上,还围绕有代表性的画家和作品展开了多个专题研究。其中,关于陈烟桥的鲁迅图像创作的研究引人思考:陈烟桥1930年开始从事木刻创作,次年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1932年开始与鲁迅接触。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两人互通音信、互寄作品等往来多达48次。鲁迅对陈的木刻给以热情而耐心的指导,并给予极高评价,多次推荐发表。陈烟桥的鲁迅图像创作包括《他举起了投枪》《跳出高墙》《鲁迅送书》《播种》《一个巨人之死》等。他在创作中没有采取从鲁迅照片摹移的方式,而是根据自己和鲁迅的交往以及对鲁迅诗文作品的理解,“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再造出来”。“他不拘泥于具体描绘已经定格面容和细节,目的在于构建鲁迅精神世界的真实,并从这种真实出发来生成、裁剪或重组有关母题意象,不断修正既有图式以匹配主题的表达。”本书作者将其概括为“一种从精神到形貌的创作程式”,渗透其中的是陈烟桥个人鲜明的主体性。

“鲁迅图像何以入史”

同样,书中关于徐悲鸿的未竟之作《鲁迅与瞿秋白》的剖析也令人耳目一新。这是徐悲鸿从1950年秋开始构思的大幅油画,直至他1953年9月离世,仍未完成。作者从徐悲鸿彼时的特殊心境以及他对鲁迅的敬重出发,指出鲁迅之身融进了徐悲鸿的理想自我,“这幅作品表面上画的是鲁迅之身,但潜藏其中的是徐悲鸿内心的忧虑和期盼”,因此,这一未完成的创作反映出徐悲鸿欲借鲁迅之身实现自我认同和寄托现实期盼。这些分析显示出作者关于画家与时代关系的深沉思考,体现出陈寅恪先生所言的“了解之同情”的史家功力。

著名书法家陈振濂在本书序中说,“鲁迅作为美术图像史的研究对象,既能与百年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中“起承转合”的盛衰跌宕相呼应,又构成一个极其特殊且富有张力的研究课题”。通读《面容与世变》,跟随作者“鲁迅图像何以入史”的追问,我们对鲁迅、美术以及百年政治史、社会文化史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本书结语中,作者提出,鲁迅图像最突出的特征是现实性。“一部鲁迅图像变迁史是一部以系列事件为中心的观念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图像之变是现代中国之变的一面镜子,即常说的“图像证史””。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了将图像史置于文学史之内,又将文学史还置于社会史之中的理路,把鲁迅图像史置于鲁迅的文名和声望逐渐积累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让读者看到:正是随着鲁迅读者群体逐渐扩大,声望与日俱增,文学地位趋于稳定,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符号,图像意义上的“鲁迅”才成为可能。

凭借抽丝剥茧的论述,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图景。鲁迅通过文学创作与读者、社会密切互动,制图者则通过绘制鲁迅像完成与鲁迅的互动,从中,既可以看到鲁迅在读者中的“诞生”和演化的另一种方式,也为审视鲁迅的接受史提供了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