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在进入一个更加重视中长期谋划和系统治理的新阶段。从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香港功能定位，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强调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科创、供应链、人才和北部都会区等方面的作用，再到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香港发展的关键越来越在于如何把自身优势、发展空间和治理能力更好嵌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这一宏大蓝图中，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战略升级，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举措之一。

理解北都大学城战略升级的深层意义，需要首先厘清一个关键的概念变迁：香港高等教育从「教育枢纽」到「教科人一体引擎」的功能跃升，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从「教育枢纽」到「教科人一体引擎」：政策概念演进与战略升级

「国际教育枢纽」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在香港的语境中经历了一个从窄到宽、从浅到深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香港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功能定位的深刻变化。

（一）「教育枢纽」1.0：以产业逻辑为主导的服务出口模式

早在2010-2011年间，香港特区政府就已经将打造区域教育枢纽列为主要议题之一，试图通过大力推动教育产业发展，以期重振香港经济并实现经济长期多元持续发展。这可谓「教育枢纽」1.0版，其定位更多着眼于扩大招生规模、吸纳国际学生。「国际教育枢纽」的代表研究者奈特（Jane  Knight）曾在调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实践案例的基础上，概括提出三种类型枢纽：学生枢纽、技术劳动力枢纽、知识／创新枢纽。从奈特的界定来看，香港初期对「教育枢纽」的定位应属于学生枢纽类型——通过吸引非本地学生来港就读，收取学费，带动教育及相关消费，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可交易的「教育服务产品」，其政策重点集中在放宽非本地生学额上限、增加奖学金名额、完善学生宿舍配套等方面。

然而，香港初期对「教育枢纽」的类型定位存在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局限：它将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板块」，与科技发展、产业升级和人才战略之间的有机联系未能得到充分展开。教育的目标被窄化为「培养人才」和「创造收入」，而「培养怎样的人才」「为谁培养人才」「人才如何驱动创新、创新如何引领产业」这些更具战略纵深的问题，并未构成其核心关切。在这一框架下，高等院校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体现为生源的国际化，而非科研合作、知识转化和制度创新的国际化。香港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被简化为学费收入和消费拉动，其作为创新引擎的战略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释放。

（二）「教育枢纽」2.0：从招生经济到教科人一体引擎

北都大学城的提出与持续升级，标志着「国际教育枢纽」政策目标及内涵的一次根本性跃迁。这一跃迁的核心，在于将高等教育从「服务出口」的产业逻辑，提升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逻辑。大学城从「校舍扩建」升级为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载体；从100公顷的「校园空间」扩展至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涵盖教育、人才、科技、产业及城市发展五个元素；从单纯的「校园群」升级为打通「研究—中试—产业化」生态闭环的战略平台。

这一政策概念演进及战略跃升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的变化：

从「教育服务出口」到「教育强国支撑」——早期「教育枢纽」以招收国际学生、赚取学费为主要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贸易」思维，其出发点在于香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升级后的大学城被明确定位为贡献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载体，是从国家战略大局出发审视香港教育的功能定位。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正是香港将自身教育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平台。

从「人才培养」到「人才—科技—产业协同」——早期「教育枢纽」关注的是「培养人」的数量和国际化程度，属于教育链内部的自我优化；升级后的大学城规划关注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如何驱动科技创新、创新如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这一完整链条。教育不再是终点，而是起点——人才的培养服务于科技创新的需要，科技成果的转化驱动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反过来为教育和科研提供新的需求与资源。这一闭环的形成，标志着香港高等教育从「独立运行」走向「系统嵌入」。

从「香港的」到「国家的」——早期「教育枢纽」更多着眼于香港自身的国际形象和财政收入，是一种城市层面的功能定位；升级后的大学城规划被明确要求「从国家战略大局定位北都发展」，成为香港在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关键平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教育，不再只是「香港的教育」，而是「国家的教育」在「两制」框架下的特殊实践。

因此，需要回望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变迁之历程，才能更深刻理解北都大学城之战略价值。正是在「教育枢纽」这一政策概念演进与战略升级的框架下，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才获得了超越「盖新校舍、招留学生」的深远意义——它标志着香港高等教育发展逻辑的一次系统性重构，从以学费收入为核心指标的「教育贸易」模式，走向以创新驱动和人才贡献为核心价值的「教科人一体」模式。

二、空间重构与知识分工：从「大学城」到「大学城区」的系统转型

北都大学城战略升级的最直观体现，在于空间规模的跨越式扩张与空间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从最初约60公顷到90公顷再到1000公顷，规模的大幅扩张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的战略信号。但比规模增长更为关键的，是空间组织方式的范式转换——从封闭的「校园」走向开放的「城区」，从功能分割的「教学基地」走向知识共享的「创新生态」。

（一）传统大学城的空间局限与「校城一体化」升级应对

传统大学校园遵循「功能分区」的空间逻辑——教学区、科研区、生活区各自独立，校园与城市之间存在清晰的边界。这种空间模式的内在预设，是将知识生产视为一种可以脱离社会生产生活而独立进行的「象牙塔」式活动。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高频互动和跨界交流——大学的科研人员需要与企业工程师保持持续对话，基础研究的方向需要回应产业的实际需求，实验室的「意外发现」可能比计划内的成果更具有产业化价值。所有这些，都要求大学的「研究空间」与产业的「生产空间」之间的物理距离尽可能缩短，也即意味着空间邻近性是知识溢出的关键前提。

「校城一体化」模式正是对这一挑战的积极回应。根据最新规划，北都大学城已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约300公顷为核心校园区，其余则涵盖产业园区、物流配套、生态保育及生活配套。这一空间布局的逻辑不再是「先有校园、后有配套」，而是将教学、科研、产业与城市生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设计。教育设施与产业园区比邻而居，实验室与生产线近在咫尺，学生在学习期间便可深度参与企业研发——空间的重构为制度的创新提供了物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空间模式使得「知识流动」不再依赖于正式的合作协议或刻意的交流安排，而是内嵌于日常的城市生活之中——科研人员在去往实验室的路上可能经过企业的研发中心，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进入产业园区的共享实验室。这种「非正式接触」所催生的创新火花，往往是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所难以刻意设计的，在寸土尺金的香港更显弥足珍贵。

（二）三个大学城区的空间错位发展与产学研功能互补

北都大学城并非「千城一面」，而是通过三个城区的精准定位与错位发展，形成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这种空间分区的设计，体现了对香港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需求的精准把握。

洪水桥大学城区定位为应用型高等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心，融合邻近高端专业服务和专才培训联动发展。这一布局旨在弥补香港高等教育体系中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不足。香港的大学在全球学术排名中表现优异，但学术研究的卓越并不自动转化为应用人才的充足供给——两者之间存在的「能力鸿沟」，恰恰需要通过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有针对性的发展来弥合。洪水桥的定位，正是要通过「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培养大批具备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人才，服务于香港乃至整个大湾区的产业升级需求。

牛潭尾大学城区毗邻新田科技城和河套区，将兴建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定位为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等先进产业的创新平台。这一布局的战略价值在于，它将香港高校在生命科学、医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与新田科技城的产业布局进行空间上的「邻近性匹配」。第三所医学院选址牛潭尾，正是要通过空间邻近性最大化地促进医学研究与生物科技产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化。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明确提出，要结合第三所医学院及新田科技城建设，打造生命健康科技和医疗创新集群——这是「空间—产业—创新」三位一体规划思维的典型体现。

新界北大学城区则配合香港演艺学院第二校舍建设，成为综合艺术暨产业校区，这一布局填补了香港在艺术教育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空间短板。在「创意经济」成为全球城市竞争新赛道的背景下，艺术教育不再仅仅是文化的传承和审美的培育，更是创意产业的人才源头和创新思维的孵化器。新界北的布局，将艺术教育从传统的「文化消费」领域拓展到「文化生产」和「文化经济」的广阔空间。

三区错位发展的深层战略价值在于：它使不同高校能够根据自身学科优势形成差异化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通过空间上的邻近性与功能上的互补性，最大化释放高校间的协同效应。此前亦有评论指出，北都大学城区建设正是打破过往香港各大高校「各自为政、封闭运行」格局的最佳契机——这一判断精准地把握了空间重组如何倒逼制度重构的内在逻辑。当不同院校的学生可以跨校选课、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共用大型仪器、不同机构的创新资源可以在同一空间中自由流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效率便可能产生质的飞跃。

三、三重螺旋的香港样本：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度实践与生态构建

北都大学城战略升级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生态闭环。这一制度设计，与创新研究中著名的「三重螺旋」（Triple Helix）模型深度契合。从理论框架到制度实践，北都大学城有望将三重螺旋的理想形态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安排。

（一）三重螺旋的理论观照与香港曾经的制度壁垒

「三重螺旋」理论由亨利·埃茨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和洛埃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认为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创新的核心动力。在理想状态下，三者的角色互相渗透、功能交叉重叠——大学可以像企业一样关注成果转化，企业可以像大学一样从事前沿研究，政府则充当制度创新的催化剂。三重螺旋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创新不仅仅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产业化」的单向线性过程，而是大学、产业、政府三个主体之间的多向互动和持续反馈。知识的创造不仅在大学实验室中发生，也在企业的研发中心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创新动力不仅来自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也来自市场的需求牵引和国家的战略布局。

然而，长期以来香港都面临着一个结构性困境：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能力，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是其最宝贵的创新资源，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往往止步于论文发表，难以跨越「死亡之谷」进入生产线。这一困境的制度根源在于三重螺旋之间的「制度性断裂」：大学的评价体系以学术发表和同行评议为导向，教授晋升主要取决于论文数量和质量，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在学术评价体系中权重甚低；产业的评价体系以市场回报和利润增长为导向，企业投资基础研究的意愿和能力有限，更倾向于短期内能够产生回报的应用开发；政府的政策工具则长期集中在科研经费的分配环节，对于科研成果如何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中间地带」，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三重螺旋之间的互动被这一系列制度壁垒所阻断，因此香港高校所拥有的创新潜力未能充分释放为发展动能。

（二）北都大学城的制度突破与价值创造

北都大学城的制度设计，正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将三重螺旋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制度实践。其核心机制包括三个层面：

在空间层面，大学城与邻近的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形成「产学研用」协同格局。研发在大学城进行，中试和产业化在科技城和河套区完成，形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空间连续体。这一布局使知识从产生到应用的链条在地理上得以连续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知识传递过程中的信息损耗和制度摩擦。如有产业界人士指出，这一空间布局使得「上午在实验室讨论数据、下午在生产线测试样品」成为可能，将极大地缩短从研发到应用的时间周期。

在机制层面，推动大学与企业共建实验室、联合开展研发。这一模式的制度创新在于：它将知识生产（大学的研究训练）、人才培养（学生的实践参与）和技术开发（企业的研发需求）在同一个空间和制度框架内加以整合。大学不再仅仅向企业「输出」毕业生和科研成果，而是将企业「嵌入」大学的研究过程之中——企业工程师与大学教授在同一实验室工作，产业的实际问题直接转化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研发的成果在产生的同时便已具备产业化的潜力和路径。这种深度嵌入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是克服「死亡之谷」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府层面亦在探索多元融资渠道，引导发展商投资共建实验室等设施，将公共财政的战略引导功能与私人资本的效率激励功能加以结合，形成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混合治理」模式。

在人才层面，通过产学研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学生在学期间参与企业研发，毕业后即进入企业工作；企业能精准发掘人才，降低人才搜寻和匹配的交易成本；研发成果经香港知识产权保护后进入内地市场，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这一闭环一旦形成，香港将不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者」，更将成为知识的「转化者」和价值的「创造者」。三重螺旋所设想的「互相渗透」状态，将有望在北都大学城的空间中实现制度化的落地。

四、制度嵌入与战略协同：五年规划框架下的香港高等教育治理转型

北都大学城的战略升级，最终要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框架下加以理解。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这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嵌入」——香港的教育发展规划不再是孤立的本地事务，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国家战略框架中的北都大学城功能定位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亦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重点。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亦明确指出，要紧扣北部都会区这一战略重点，以教育与科技为双轮引擎，全力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这一定调标志着北都大学城从地方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它不仅是香港的大学城，更是助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战略部署。

为何北都大学城承载如此重要的功能定位？关键是其被赋予了教科人一体引擎这一战略性期待。其内在逻辑可以从教科人三大维度加以理解：

教育维度——北都大学城将助力香港巩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优质的教育不仅服务本地，更可以影响和服务国际社会。在教育强国战略中，香港有条件和责任成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引入海外顶尖师资和课程、推进跨院校跨学科合作、建设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北都大学城可以在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全球地缘政治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依然可以承担内地城市难以替代的功能。

科技维度——北都大学城将努力建设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通过与新田科技城、河套区的协同，香港的源头创新将有效对接到内地的产业链和市场。「十五五」时期，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将是香港转化教育优势为科技竞争力的核心平台。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积累，将通过大学城与科技城的空间整合和制度衔接，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实际能力。对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言，香港的国际化科研网络和高水平基础研究能力，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

人才维度——北都大学城是建设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核心平台。从「抢人才」到「育人才」再到「留人展翅」，大学城在这一完整的人才政策闭环中承担着关键功能。「抢人才」解决的是人才流入的「流量」问题，「育人才」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存量」问题，而「留人展翅」解决的则是人才价值实现的「能量释放」问题。北都大学城在这一价值链中占据核心位置：它不仅吸引人才流入，更通过产教研融合的制度设计，为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和实现价值的通道。

（二）北都大学城建设背后的香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转型

过去香港的发展规划往往以年度为单位，侧重于短期项目和即时回应，缺乏中长期战略谋划的制度化安排。因此，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标志着香港治理模式从「短期应对」走向「中长期谋划」的重要转型。在这一框架下，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不再是单个部门或机构的事务，而是需要通过跨部门协作、跨领域统筹、跨周期规划来推进的系统工程。

从「教育枢纽」到「教科人一体引擎」，从100公顷到1000公顷，从「大学城」到「大学城区」——北都大学城的战略升级与功能跃升，折射出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角色定位的深刻演变。这不仅是空间的拓展，更是发展逻辑的转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是功能定位的跃升；不仅是政策的调整，更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这也意味着香港高等教育正在从「赚学费」的产业思维，走向「以教育支撑科技、以科技引领产业、以产业反哺教育」的系统思维；从「为香港培养人才」的本地视野，走向「为国家战略贡献香港力量」的大局意识；从「各自为政」的院校竞争，走向「协同创新」的生态构建。

未来十年，是国家高速发展教育的黄金时期，也是香港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当北都大学城从蓝图走向现实，当「校城一体化」的创新社区在香江之北拔地而起，一个教育鼎盛、人才辈出、科技引领、产业兴旺的香港，必将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伟大事业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而这正是北都大学城从「教育枢纽」迈向「教科人一体引擎」的战略价值与时代意义所在。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