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前正全速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不禁令人联想到上海浦东的开发。两者都是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时，进行城市新布局。浦东经过30多年的开发，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近1.88万亿元，约占上海全市三分之一，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新区开发的典范。

今日香港，面对的是另一种「增长焦虑」：传统优势产业天花板显现，而北部约占香港全域三分之一的300平方公里，长期处于「南热北冷」的失衡格局中，农地、棕地与村落散落其间，与一河之隔的深圳繁华形成鲜明对照。香港如何像当年浦东那样，以一次城市新布局，为都市打开新的发展纵深，其间浦东哪些经验可供香港借鉴？

浦东开发最根本的空间智慧，不在于「造了一座新城」，而在于改写了城市的几何结构。它把黄浦江从阻隔城市的「障碍」转化为串联两岸的「内河」，让上海从「浦西单岸」跃升为「跨江双城」。这是一种城市轴心的战略性平移。

北都的使命与此神似：让香港从「维港都会区」的单极牵引，走向「维港＋北都」的双引擎格局。不过北都的空间逻辑需要更为极致——它还需要继续「向北」，需要面对一条承载了半个多世纪政治想像的边界线。北都的真正考验，不在于「闭门造城」，而在于能否把深圳河从「边境」转化为「走廊」，把多个陆路口岸从「过关闸口」向「综合广场／枢纽」转型。

与维港并置的「第二极」

浦东早期曾被定位为「疏解浦西拥挤」的空间——工业东迁、人口东移。但真正让它崛起的，是另一条逻辑：生成浦西没有的新功能。陆家嘴的金融交易、张江的生物医药、金桥的先进制造，都是「增量」而非「存量转移」。浦东教会我们的是「功能原创力」：新区不是旧区的影子，而是城市的另一副面孔。

浦东当年「跨江」的勇气，首先得益于锐意改革，务实探索。城市新布局的成功，从来不取决于「新区的面积」，而取决于「旧轴与新轴的关系」。只有当北都成为与维港并置的「第二极」，承担中环无法承担的新型功能，这次布局才算真正完成。所以，北都的独特价值，在于生成一种中环和深圳都难以单独孕育的「接口型功能」——跨境数据的治理实验区、国际科研机构的双总部模式等，北都甚至可以探索更优化高效的专属管理体制，充当制度创新的「沙盒」。

浦东开发依托的是内地特有的垂直高效的行政统筹与土地批租模式。香港无法、也不必复制这套机制——不仅因为制度土壤不同，更因为香港拥有浦东求之不得的独特禀赋，关键在于如何激活。须知真正的借鉴，从来不是模仿——而是在他人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独一无二的面孔。

首先是「一国两制」带来的各种独特优势需要激活。香港的法制体系，对合约精神严格遵循，在国际投资者眼中具有天然的信任溢价。北都建设应主动用它降低交易成本——让国际资本和技术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签订的协议、合约，拥有可预期的法律保障。浦东当年吸引外资靠政策优惠，北都可凭的是法治的确定性，后者在今天更具持久吸引力。

其次是国际连通性与「超级联系人」的枢纽价值。自由港、独立的货币体系、低税率、信息自由流动——这些都是北都的核心竞争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独特性，正在于它可同时兼容内地科研资源与国际技术交易规则。

第三是专业服务体系的深厚积淀。国际仲裁、跨境法律咨询、离岸人民币结算、高端保险与再保险——中环沉淀了几十年的「软基建」，恰恰是新区开发中最易被低估的支撑系统。北都不必从头搭建融资与风控能力，完全可以将金融中心的专业网络「平移」到建设过程中，让开发本身成为金融创新的试验场景。

实现跨界跨区域融合

最后是社会参与和制度透明带来的长期稳定性。香港的公众咨询、环评程序、立法会审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决策周期，但也为北都的发展红线提供了社会共识的锚定——当一片土地经过充分讨论被开发建设，它的功能定位、生态底限、社区权益便具有了更强的抗反复性。这种确定性，同样是企业和市民乐见，也是北都开发的优势条件。

浦东30多年走完西方城市百年的路，是「压缩式现代化」的标本。而北都的真正命题，不是「如何在效率上追赶浦东」，而是如何用好浦东无法复制的制度禀赋与独特优势，走出一条属于香港的、不可替代的开发建设路径。

浦东和北都，都是一个城市「重新想像并创新打造自己」的载体。浦东用30多年证明了一座新城可以「长多快」，北都的未来则取决于它能否回答另一个问题——一个高度成熟、土地紧束的国际大都市，如何通过结构转型，跨界跨区域融合，实现「旧核心」向「港深双城三圈」乃至辐射整个大湾区新格局的可持续蝶变与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政协委员、江西省旅港同乡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