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治」与「兴」之间的关系？龚之平日前发表《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是连贯统一的过程》，针对一种看似颇有市场的观点作出辨析：既然香港已经完成香港国安法实施、完善选举制度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否可以认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今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即可？

这个问题表面谈的是工作次序，实质涉及对香港治理规律的认识。龚之平文章深刻指出，「由乱到治」与「由治及兴」并不是两个彼此分割、先后交替的政策阶段，而是一个连贯统一的治理进程；安全与发展也不是此消彼长的资源竞争，而是互为条件、互相支撑的制度关系。从现代治理理论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制度变迁时指出，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交往提供稳定结构、降低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尤其如此。企业作出一项十年投资，银行批出一笔长期贷款，家庭决定置业、生育或者安排子女教育，背后都有一个共同前提：人们相信明天大致可以预期。因此，安全并非经济发展之外额外增加的一项「成本」，恰恰相反，稳定的政治秩序、清晰的法律规则、可靠的公共治理，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制度资产。

香港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体，资金、人才、货物、资讯以极高频率跨境流动，这种城市比一般经济体更加依赖制度可预期性。一旦基本秩序受到持续冲击，最先上升的往往不是账面上的某一项支出，而是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成本」：投资者延后决策，企业减少长期配置，人才重新考虑去留，政府治理资源大量耗费于处理冲突。

2019年的香港正是最直接的现实教材。当政治激进化与暴力冲击蔓延，交通、商业、旅游、零售乃至市民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这充分说明，一座国际商业城市不可能把政治安全、社会秩序与经济运行分割处理。中央其后制定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特区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所重建的不只是表面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一套稳定、可持续的制度预期。

2026年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亦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5%至4.5%。第二季货物出口实质增长28.9%，私人消费开支则连续第五季录得增长。国际评价亦出现明显变化。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把香港排名提升至全球第二，其中政府效率全球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保持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与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进一步收窄。

资本的选择更加直接。今年上半年，投资推广署协助413家境外及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预计带来逾530亿港元直接投资和逾8600个职位；2025年香港境外及内地母公司企业数目增至11070家，初创企业亦达5221家，两者均创新高。

当然，不能把所有经济改善简单归因于某一项制度安排，国际利率、环球贸易、人工智能需求、内地经济以及市场周期都在发挥作用。但同样不能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没有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上述机遇即使出现，也未必能够转化成香港的现实收益。这就是安全作为「制度资产」的意义。

龚之平文章提出「以发展为安全的保障」，同样不可忽视。安全不能只靠法律和执法维系。一个社会如果经济长期停滞、青年缺乏向上流动机会、住屋问题久拖不决、产业竞争力下降，即使表面秩序稳定，深层社会矛盾仍可能不断累积。因此，「由治及兴」最终必须体现在普通市民可以感知的生活改善。

近年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本届政府上任前最高6.1年降至最新4.8年；取消强积金「对冲」已于2025年实施；法定最低工资改行一年一检，今年5月调升至每小时43.1元；《雇佣条例》「连续性合约」新规定今年亦正式生效。这些看似与宏观安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政策，实际上都是提升社会韧性、增强市民生活确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安全创造发展的条件，发展又不断扩大安全的社会基础。两者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一个正向循环。

今天重新讨论安全与发展，重点已不应停留于「重安全还是重经济」，而应进一步思考：香港如何以更低的制度成本、更精准的风险治理、更高的行政效率，同时拓展安全与发展的空间。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未来北都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发展、金融市场深化、内地企业「走出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都会带来更大的资金、人才、数据和产业流动，也必然伴随更加复杂的风险。发展层次愈高，安全能力也必须同步提高。

所以，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并不意味着香港可以把「安全」这一页翻过去；更准确地说，是香港已经有条件把安全从危机处置提升到常态治理，把稳定优势进一步转化成发展优势。

安全是底板，而不是天花板。把底板筑得更牢，目的不是停留在「不出事」，而是让企业敢投资、人才愿意来、市民对未来有信心，让香港能够放心地发展更快、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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