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就「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作出有罪裁决，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宪制意义与时代意义。相关裁决清楚说明，香港特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在国家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共同确立的宪制秩序下运作。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以政治口号、或所谓公民活动为掩饰，挑战国家根本制度，危害国家政权安全。

本案的核心，并非言论表达或举办活动，而是「支联会」的纲领和该组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所作所为，是否构成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法庭经多日公开审讯，详细审视「支联会」过去的公开言论、工作报告、活动内容、展品、网站资料及被告个人陈述后，认定其纲领并非抽象口号，而是具体指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宪制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国家根本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保障。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实质上就是否定国家宪制根基。

任何自由都不能危害国家安全

因此，法庭对相关纲领的法律理解，是建基于整体证据与现实语境。部分市民在接收「支联会」长期传播的信息时，当然会理解其目标并非在既有制度内作政策讨论，而是意图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种纲领具有明确的政治动员性和制度对抗性，不能被简化为普通批评，更不能以言论自由之名免除相关法律责任。言论自由受法律保障，但任何自由都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宪制秩序的护身符。

法庭对「推翻」与「破坏」的分析，亦符合现代国家安全法理。在当代政治环境中，颠覆国家政权不一定表现为暴力冲击，也可能透过长期的话语操弄、情绪煽动、敌意塑造和组织动员，逐步削弱市民对国家制度与中央政府的信任。「支联会」一直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持续散播敌视国家政权的政治情绪，并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仍拒绝停止散播相关纲领，其行为已不再是单纯评论，而是有意识地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法庭将此类行为纳入「其他非法手段」的法律分析范围，是对国安风险的准确认定。

必须指出的是，本案的裁决并非将「支联会」过去举办的活动本身视为罪行。香港市民在法律保障下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市民亦可在符合法律要求的前提下参与公共讨论。真正构成法律问题的，是当某些活动被刻意转化为宣扬其颠覆性纲领的平台，将政治口号包装成所谓的「和平诉求」，却实质指向推翻国家根本制度及成为反中乱港的动员工具，这些行为便已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界线。

同样，将本案裁决抹黑为「打压批评」或「压制公民社会」，是对案件性质的严重扭曲。批评政府政策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法律上有明确区分。前者属于公共讨论范围，后者则以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为目的，并煽动他人付诸行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会容许以自由之名破坏国家安全，也不会容许政治组织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为包装，长期煽动群众敌视国家政权。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正是维护法治尊严与宪制秩序的必然要求。

本案亦有力反驳了部分反华外部势力对香港司法制度的抹黑。案件审讯公开进行，控辩双方充分陈词，被告获得辩护机会，法庭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判断。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司法脱离国家宪制秩序，更不等于容许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逃避法律制裁。香港法院在国家宪法与基本法框架下依法审判，正是「一国两制」下法治运作的正常体现。外部势力企图将依法审判政治化，实质上是欲以舆论压力干预香港司法，这才是真正损害法治的行为。

划定合法表达与煽动颠覆界线

从更高层次看，本案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过程中的重要法治案例。过去一段时间，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开放环境，操控反中乱港组织假借公民权利之名行政治对抗之实，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正是为香港堵塞安全漏洞、恢复法治秩序、重建发展信心提供制度保障。今次裁决进一步说明，香港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建立在爱国爱港、尊重宪制、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

这次「支联会」案裁决清晰划定了合法表达与煽动颠覆之间的界线。在宪制秩序之内，理性批评和建设性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但以终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为目标，并以组织化方式煽动他人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必须依法受到追究。这是法治在维护国家安全时的正当彰显。正如龚之平在《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一文指出，维护安全的工作是长期的系统工程，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阶段任务。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为香港维护安全构筑起了堤坝。但要使堤坝牢不可破，还需日复一日的加固、管护。法律条文转为社会自觉，监管机制贯通社会末梢，风险预警、基层治理、校园宣教、舆情疏导，每一环都是堤坝上的砖石，一处松动就可能发生管涌。在维护安全问题上，容不得任何轻忽懈怠。香港只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守「爱国者治港」原则，才能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才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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