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香港正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有人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要一门心思搞经济、谋发展。这种说法把维护国家安全视为一种阶段性任务，把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颁布实施当作国家安全建设的终点，把安全与发展看成前后相继的两段任务。这种「两段论」把安全当作发展之前的一次清障，而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条件。

实际上，安全不是发展前的临时准备，而是发展全过程的支撑力量；没有持续的安全供给，发展就可能在关键节点因风险失控而中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只是国家安全机制运行的一个基础、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环节，真正发挥效力还要依靠执法司法能力、风险预警机制、社会协同配合和市民国家安全意识的全面提升，这些都不可能随着一部法律的出台而一次性瞬时完成。当我们运用大安全的理念来审视，就会看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发展和安全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统筹题」。

一、在大安全理念中，发展和安全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称为「总体」，关键在于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把安全贯穿到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发展和安全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更不是先后接力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个治理过程的两个方面。安全为发展提供基础秩序、制度保障和稳定预期；发展为安全提供物质基础、社会认同和治理能力。离开安全谈发展，发展难以持续；离开发展谈安全，安全也会失去根基。

对香港而言，由乱到治与由治及兴同样不是先安全后发展的「两段论」。「治」不是停在不乱的最低标准上，「兴」也不能离开「治」的持续保障。由乱到治解决的是政治生态、社会秩序和法治权威问题；由治及兴解决的是发展质量、民生改善和竞争力提升问题。二者各有侧重，侧重点的不同并不等于阶段切割。实际上，在由乱到治的过程中，恢复社会秩序、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信心、改善国际形象，本身就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由治及兴的每一步中，法治安定、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始终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已经差不多了，就等于抽掉了由治及兴的底座，发展迟早会因风险失控而中断。

法律制度的完善不是一劳永逸的，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场持久战。中央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针对的是当时修例风波中暴露出来的、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风险，是补齐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短板的关键一步。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正式生效，进一步健全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这标志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更加系统、更加完备。但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制度的力量在于执行、在于能力。法律文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执法、司法、情报、风险评估、危机管理、国家安全教育等环节，却需要长期建设、动态调整、不断强化。

更重要的是，从大安全理念来看，即使没有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央与香港也会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因为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最高原则。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本身都内含着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只不过2019年的修例风波让制度短板集中暴露出来，加速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国安法的颁布既有偶发性，也有治理的必然性。它既是应对具体危机的果断之举，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过程。

因此，所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的论述，在于用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国家安全的建设工作，把一部法律当成全部任务，把某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当成最终胜利。国家安全风险不会因为制度文本存在而自动消失，国家安全能力的建设也不会因为一次立法而一劳永逸。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恰恰说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中央果断制定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秩序，也不可能为今天的由治及兴创造条件。同样，香港未来要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要发展创新科技，要改善民生，都需要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安全不是束缚发展的包袱，而是保護髮展的铠甲。

二、地缘位置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将长期存在

如果说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论上指明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那么香港自身的地缘位置，则从历史和现实中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不能把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看成已经做完的工作。

香港地处我国版图的南端，位于珠江口东侧，连接南海与太平洋，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这种地理因素是自然形成的客观条件，短时间内不会因为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或治理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只要地球板块没有加速运动，只要地理条件没有瞬时改变，只要香港仍然是国家与世界连接的重要节点，它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价值就不会消退，国家安全风险也就不会消失。

回望历史，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占香港，看中的并不只是香港本身具有的深水港资源，而是它独特的地理支点作用。控制香港，英国就可以以此为支点向中国东南沿海施加压力，打开中国市场；同时，香港又与其在印度、东南亚的殖民体系相连，成为支撑其海洋霸权的关键节点。可以说，香港从一开始就被外部势力视作影响中国乃至全球格局的支点。如果说阿基米德的支点可以撬动地球，那么香港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世界或被世界撬动。这就告诉我们：香港的国家安全工作不只是本地事务，而是连着国家整体的安全；香港一旦被外部势力控制或利用，对国家造成的冲击将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

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更加尖锐复杂。我国正在推进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作为国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国家开放发展中的功能更加突出。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壮大，仍然可能利用香港的开放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市场、信息枢纽和人员往来，从事渗透、遏制、破坏活动。2019年修例风波中，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制造混乱的教训十分深刻。今天的香港社会秩序已经恢复，但不能由此推导出外部风险已经消失的结论。相反，外部势力的手段可能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可能从街头暴力转向舆论战、认知战、供应链干扰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越开放，越要注意安全；越发展，越要重视安全。香港的国际枢纽地位越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越密集，就意味着风险敞口越大、安全隐患越多。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自由港的货物往来可能被用于逃避制裁、走私物品；国际信息传播的便利可能被用于虚假叙事和认知操控；跨国机构的高度集聚可能被用于情报搜集和政治渗透。香港某一领域出现风险，都可能通过其国际枢纽功能向国家整体传导。这就是区域风险向中央传递的基本逻辑。尤其要看到，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其高度的开放性意味着任何领域的风险都可能被迅速放大并跨境传导。金融领域的异常波动，可能通过资本流动冲击内地金融市场；信息领域的虚假叙事，可能通过香港影响内地舆论生态；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异常变化，可能影响国家产业链安全。香港虽小，但其风险外溢效应不容低估。与此同时，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不断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人员往来日益频繁，风险的传导路径更加多元，传导速度更加迅捷，这也对香港的风险识别和联防联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方式也在不断演变，可能不再采用明显的政治对抗，而是借助各种合法外衣，进行长期、隐蔽布局。这些手段更难识别、更难防范，但危害同样深远。因此，香港不能因为表面上没有出现大规模乱局，就低估国家安全风险。世界大环境风高浪急、波涛汹涌，而区域表面的风平浪静，则更需要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香港的繁荣稳定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而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实现的。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看成已经做完的工作，在地缘政治上是不清醒的，在战略上也是十分危险的。

地理因素短时间难以改变，决定了香港必须长期保持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香港作为陆海交汇、内外连接的关键节点，其战略分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加凸显。地理空间不会因战略调整而移动，风险也不会因发展阶段转换而消失。中国越是向海图强，香港越要守好门户；越是走向世界，越要防范门户变成软肋。这种地缘逻辑决定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长期性责任。

发展是必然的，开放是必然的，风险也是必然的。而其关键在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香港不能因为本地没有出现大的乱局，就认为安全问题已经解决；不能因为法治秩序恢复，就忽视外部势力长期存在的遏制、渗透、分化行为；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就把国家安全放在一边。实际恰恰相反，越是发展经济，越要筑牢安全根基；越是扩大开放，越要提高自身的国家安全能力。这是历史和时代给予的启示。

三、领域风险具有传导性，任何「差不多」都是危险错觉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大安全理念，是因为国家安全风险呈现出跨界性、传导性、交织性和潜伏性。一个领域的具体风险，处理得好可以控制在局部；处理不好，就可能经过社会、经济、信息等渠道相互交织，逐步发酵形成重大风险，最终向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传导。香港的国家安全治理亦需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风险输入和输出的渠道更加多元，传导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交织传导链，在香港过去的历史事件中不难发现。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最突出的政治安全风险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一个领域风险的控制、一个具体风险的解决，并不代表其他风险不存在，更不代表这些风险不会再次向政权安全传导。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环节薄弱，都可能成为整体安全的缺口。

以社会民生为例。香港目前仍然存在住房困难、医疗资源不均、青年向上流动不足、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属于社会领域、民生领域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需要通过发展逐步解决。这是在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领域的风险，但如果应对不力，就可能转化为社会怨气。这种社会领域的发展风险，如果突破蔓延至其他领域，或被外部势力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变成街头政治、非法抗争，甚至可能会再次冲击政权安全。这就是社会安全风险向政治安全风险传导的链条。不能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这些风险就自动消失了。恰恰相反，相关问题若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一些市民就可能产生误解，认为安全只是管治手段，而忽视安全对自身利益的惠及和保护。这种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以金融领域为例，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资本跨境流动频繁，金融产品结构复杂。一旦出现大规模资金异常流动、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或关键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不仅会冲击香港本地经济，还可能通过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向国家金融安全体系传导。外部势力会看中这一点，可能利用金融手段制造恐慌、打击市场信心，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压力。这种金融风险向政治风险的传导，往往比直接的政治对抗更难防范。

再看认知领域。当前全球信息的传播格局深刻变化，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深度介入公共舆论。外部势力可以通过算法推送、虚假信息、深度伪造、舆论操纵等方式，影响香港市民对国家、对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制造社会撕裂，削弱国家认同。这种认知战不直接使用暴力，但危害更隐蔽、更持久。它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动摇维护国家安全的民意基础，使政治安全风险在不知不觉中积累。这种领域风险的发酵期有长有短，一旦在某一时刻与其他领域风险相交织，或因某些因素被急剧催化形成重大风险，其所引发的危害将难以估量。同样，随着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和公民通过香港走向海外，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凸显。香港的法律服务、金融结算、信息咨询等系统如果被外部势力政治化、武器化，就会直接影响国家海外利益安全。

应当看到，算法霸权、数据跨境、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带来的安全挑战，往往不是一部法律、一个机构可以单独解决的。它们需要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需要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同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要求构建大安全格局，就是因为在风险社会，任何所谓「差不多、已经解决」的判断，都可能被新出现的风险打破。安全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张可以一次性勾选完成的清单，而是一套需要持续运转的体系。香港不能只满足于堵住已暴露的漏洞，要具有安全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更要注重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稳步推进。

因此，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已经不能仅停留在应对最突出的街头暴力上，而要转向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防止领域风险交织、发酵、传导。这种风险不仅会在地区内部的某领域进行传导，也有可能发酵成为重大风险，更有可能转变为区域安全向国家整体安全的传导。法律文本可以相对集中完成，风险防范能力的建设则是动态、长期、持续的，需要不断提高识别风险、处置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

四、统筹各领域安全，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由治及兴

大安全理念包含体系思维、系统思维。香港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相关联的，不能把发展和安全分开规划、分别推进。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规划，如果脱离安全考量，就可能埋下风险隐患；反之，如果把安全理念融入发展全过程，安全就会成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等方面作出部署，支持香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这些部署既是发展任务，也内含安全命题。例如，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须同步增强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金融制裁的能力；提升国际航运枢纽功能，必须关注关键港口、码头、物流节点的控制权和运营安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必须处理好核心技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和网络安全问题；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必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安全有序流动，防止风险跨区域传递。同时，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必须关注战略物资和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安全风险，防范出口管制规避、敏感技术外流和非法贸易活动。建设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必须增强涉外法治能力，有效应对某些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单边制裁和法律战对香港企业和国家利益的冲击。这些安全命题不是发展的附加条件，而是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

近年的多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今全球供应链和海权格局中，关键节点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有些港口是全球航运的咽喉，其控制权如果发生不利变动，不仅影响商业物流，而且可能改变地缘经济和安全格局。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拥有繁忙的港口和发达的航运服务业，是国家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节点。香港的港口、航运数据、金融结算等战略资产，如果被外部资本控制或政治化操作，同样会威胁国家供应链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这要求香港不仅要保持港口的高效运转，更要加强对港口、码头、仓储、物流信息平台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产权保护和运营安全审查，防范关键节点被外部资本恶意收购或通过金融手段渗透控制。因此，香港必须增强保链护土意识，主动在服务国家整体供应链、产业链、金融链安全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统筹各领域安全，关键在于要形成一套将安全考量内嵌于发展决策的治理结构。这意味着，香港在制定城市规划、产业政策、科技布局、教育方针乃至民生措施时，不能把安全评估当作事后补充或外部审查，而应将其置于决策的前端，作为与发展目标同步生成的内在维度。例如，北部都会区建设和创新科技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应把数据跨境、技术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纳入规划条件。人才问题同样如此，关键岗位和敏感领域的人才安全，关系着制度运行的连续性和抗干扰能力。实现上述要求，不能依靠某一部门的单点发力，应依托跨部门机制建立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平台，围绕关键领域设定动态监测指标，运用数据分析和专业评估绘制风险图谱，定期开展情景推演和压力测试，研判跨领域传导路径，捕捉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推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变。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香港做好自身安全，本身就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贡献；国家整体安全巩固，又会为香港提供最大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还应在对外交流合作中讲好总体国家安全观、传播大安全理念、主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增强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信心。香港各界应当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发展责任；不仅是中央要求，更是香港自身的利益所在。只有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内在要素，而不是外部约束，香港才能行稳致远。这不是额外的任务，而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必由之路。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差不多了？答案显而易见。维护国家安全不是阶段性任务，更不是可以画上句号的过去式，而是伴随香港由治及兴全过程的基础性工程。那种以为安全已经无忧、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是危险的麻痹思想。它会削弱风险意识，降低防范能力，给各种隐患留下可乘之机。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今年国安教育日开幕典礼致辞中指出：「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历程深刻昭示我们：有安全才有发展，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赢得发展、赢得未来。」香港社会应充分认识到，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理解大安全理念，把维护国家安全融入日常生活和各项工作。唯有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香港才能在高水平安全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才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服务国家的同时成就自身，不辜负中央的期望、人民的期待和时代的机遇。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博士生、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