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以来，香港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变化在过去十年左右显得更为急速和明显。与1997年时的情况对比，今天香港面对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可谓截然不同。毫不夸张地说，香港现在正处身于一个复杂多变、极度严峻和异常凶险的国际环境之中。一些香港人，特别那些一向仰视美西方，并以其马首是瞻的人，对国际环境的转变颇为后知后觉，并在察觉后茫然不知所措，同时对美西方「因爱成怨」而产生恶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则意识到香港必须改变其与美西方的关系，重新思考与国家的联系，从而认同对过去的发展战略和管治方式进行刻不容缓的改革和创新，觉得如此方能让香港踏上一条对「一国两制」实践有利和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助的康庄大道。在相当程度上，中央、香港特区政府与爱国力量已经不断在审时度势后作出必要的改变和部署，以应对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

从政治角度言，回归后香港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主要包括美国主导的短暂的单极世界或单极时刻（unipolar world or moment）一去不复返。中国的极速崛起，俄罗斯的再起，中俄加强战略协作，中俄联手与美西方抗衡，全球南方的冒起，多极世界出现；美国二战后构建和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被美国一手摧毁，美国滑向单边霸权主义，西方的全球霸权衰落，跨大西洋联盟嫌隙日深，美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国际失序和无序的现象丛生，众多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及其属下的大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的领导地位和运作能量与效能下降，并不断受到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民粹力量的挑战；全球治理失效，国际法屡受美国漠视或蔑视，区域性的战争和冲突频繁发生。

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主轴、部分西方论者更认为世界已经逐渐分裂为分别由美国和中国领导的两大阵营。从经济角度而言，香港赖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国家自由贸易盛行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长期以来，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自由港和容许资金自由进出的经济体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了大量发展红利，尤其是其所发挥的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尤其是美西方——的重要桥梁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逆经济全球化」越演越烈，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因素往往挤压经济法则和市场运作，过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理论依据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式微，经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凶猛来袭，美国带头拆毁支撑和承托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难以为继，全球科学和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不少传统产业走向式微或挣扎图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贸易战、关税战、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割裂与重组，重要的全球航运通道不时因为地缘政治冲突而关闭，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不断被「武器化」，各国力谋经济独立自主和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全球贸易体系走向碎片化或区域化，原有的全球经济「游戏规则」荡然无存，新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网络不断涌现。

这些巨大变迁充分显示香港在回归伊始所面对的相对比较稳定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当前香港正面对着一个失序、无序或混乱的国际环境，并经受着来自美国和其部分盟友的制裁和打压，从而香港必须要应对各种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预见以及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和遵守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核心和合理部分，力图稳定和修补正在崩坏中的国际秩序，提出重构国际秩序的「安全」、「发展」、「文化」和「治理」倡议，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举措落实四大倡议发挥引领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的示范作用。

具体而言，香港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变化和冲击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体的涌现、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压倒市场经济、以及美西方对香港的打压。

「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体的涌现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国际网络广阔、资金自由进出，曾经奉行「积极不干预」治理方针、信奉自由贸易、极度依赖国际贸易并担当着中西方经贸桥梁角色的国际大都会，香港绝对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实支持者。然而，在香港回归祖国近三十年期间，经济全球化由巅峰坠落。今天香港面对的是各种「去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浪潮。这些滔滔巨浪仍在不断翻滚，要重回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巅峰估计没有可能。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难以为继，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美国原来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不少美国人相信全球化致美国「去工业化」、大批产业工人失业、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压缩实体经济、贫富悬殊现象极其严重。美国的情况也在不少其他西方国家出现。结果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首先在美国和众多西方国家爆发。这些浪潮成为了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主要是前者）冒起的基础。右翼民粹主义者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成为了执政力量，而特朗普则是其中最重要和突出的代表。

其次，美国和其一些盟友认为经济全球化促成了中国的急速崛起，而中国的崛起则是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的严重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的来源。美国的政客和不少专家学者纷纷把美国国内的深层次矛盾的原因归咎中国，极少提起其国内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并以此来逃避和推卸他们的相关责任。既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利、对美西方不利，则推行「逆经济全球化」便符合美西方的安全需要和根本利益。他们期望「逆经济全球化」会窒碍中国的发展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为全世界带来重大的伤害。由于用来应对疫情的医疗物资的生产设施在经济全球化下分布在世界不同角落，全球的交通和运输因为疫情而不畅通，再加上部分国家在医疗物资的供给上搞保护主义，致使不少国家因为医疗物资短缺而难以应对疫情。这场全球性的传染病灾难让不少人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并得出对经济全球化不利的结论。

第四，俄乌战争、美以伊冲突和其他一些区域性的冲突都引发了一些重要国际运输航道堵塞的情况，尤其对全球能源和粮食贸易乃至全球贸易造成严重打击。一直以来，人们相信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全球重要国际航道的安全应该不成问题，所以经济全球化得到切实的维护。不过，那些区域性的战争暴露了美国缺乏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保障重要国际航道的安全和畅通无阻。既然如此，越来越多人会认为在国际航道不安全的情况下，全球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亦随之难以维持。为了自身利益，不少国家便不得不搞「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在岸作业」等行动，务求减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重要物资上的依赖，而贸易和产业保护主义也就接踵而来。

最后，英国脱欧、欧洲部分国家对欧盟的质疑和挑战、美国悍然单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不断削弱其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美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叛」的重要事态发展。

逆经济全球化不单体现在货物和服务贸易上，也陆续体现在金融领域。多次发生的全球和区域性金融危机，尤其2008年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海啸，促使不少国家反思金融全球化的利弊。不少国家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越来越不鼓励或不容许本国资金外流，希望那些资金能够用来减少越来越庞大的债务负担和投资于国内的经济活动。金融保护主义纵然尚未达到严重地步，但对跨国贸易和投资却难免带来负面冲击。

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同时并存，但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区域化便相形见绌。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退潮，经济区域化便愈趋蓬勃。为了自身经济发展需要，不少国家纷纷成立和加入不同的区域经济体。部分原有的区域经济体亦走向深化和强化。区域经济体遍布全球，比较重要的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欧洲联盟（EU）、美墨加协定（USMCA）、金砖国家（BRICS）、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展望将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持续退潮，新的区域经济体将不断涌现，全球贸易体系愈益走向碎片化。

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和个别西方国家刻意推动「逆经济全球化」作为尽最大可能与中国在经贸上「脱钩」的手段。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的发展，中国也不得不采取积极战略以作应对，其中「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RCE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是较为重要的手段。不过，如此一来，「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会更为迅猛，而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趋势也更难逆转。

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压倒市场经济

凯投（Capital Economics）宏观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Neil Shearing）在其《分裂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回归将如何撕裂全球经济》（2025）一书中指出：全球经济遭受了两次冲击。首先，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迫使各国政府和企业重新审视全球供应链的相关风险。其次，俄乌冲突爆发，迫使各国政府和企业重新审视全球供应链的相关风险。这两大冲击使华盛顿与北京针锋相对。从长远来看，他认为更可能的结果是，未来几十年世界将分裂成一个大致与美国结盟的西方阵营和一个大致站在中国一边的阵营。

随着中国的急速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持续、全方位遏制，大国博弈（great power rivalry）重临。诚然，参与大国博弈的除了中美两国外，还有另外一些次大国的国家。不过，由于中国和美国的体量远为庞大，所以当前对全球政治影响最大的必然是中美博弈。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美国积极与中国改善关系。不少美国的战略精英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将会最终让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上「西方化」道路，但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无法超越美国，从而在经济和政治上，中国将会是美国的「永久附庸国」，并成为支撑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不过，历史的发展却与美国的意图背道而驰。大概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和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攀升，让美国瞠目结舌和深以为忧。中国虽然奇迹般崛起，却没有踏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反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又越来越获得全球南方国家的青睐，并大幅弱化西方在发展道路上的话语权。

这些出乎美国意料的事态发展令美国不少人感到如芒在背。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精英断定中国是美国的强大战略对手，对美国的利益、安全和全球霸权造成致命威胁。在2010年至2016年这段时间内，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过去长期主张与中国接触和对话（engagement）的精英走向式微，而那些鼓吹遏制中国崛起和在经贸上与中国「脱钩」的精英则成为主流势力。自从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便正式把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并对中国展开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和科技战。2020年，拜登成为美国总统后，不但没有撤销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措施，反而加大遏制力度，尤其在科技领域。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发动猛烈的关税战、贸易战和科技战，其中对中国的打击力度尤其凌厉，实际上是要摧毁美国一手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并按照「美国优先」原则对世界各国进行巧取豪夺。如此一来，全球贸易体系陷入崩塌和高度不确定状态。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过去中美为了抗衡苏联而开展的战略合作因此再无需要。美国因此觉得可以无所顾虑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从中国角度看，则更有实力和底气对美国的遏制进行强力的反制。中国巧妙利用对稀土和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对美国农产品和大飞机的采购数量的控制、减少持有美国国库债券和对美国部分企业实施制裁等手段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害，最终迫使美国对中国作出让步。然而，美国仍然不断对中国的高端产业和相关企业实施制裁，而中国则对美国的有战略价值的企业施加制裁以作回应。中美的经济战争看来不会有停息的时候。

除了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外，美国也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持续敲打中国。美国不断试图利用其庞大市场、美元霸权、科技垄断等手段迫使盟友和其他国家削弱或割断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科技交流和基础设施合作，尤其针对其「后院」的拉美国家，务求让中国难以从海外市场获得能源、资源、市场和重大基建投资项目。不过，由于中国与大部分国家都有紧密的经贸联系，比美国的海外经贸伙伴还要多，加上美国市场越趋封闭，所以美国拉拢盟友与其他国家在经贸上孤立中国的图谋所取得的成果颇为有限。即便如此，美国仍会锲而不舍地在经济上孤立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主流意见认为市场运作和自由贸易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然而，随着大国博弈越来越激烈，涉及的利益和安全越来越多，各国必然会更多考量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得失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动。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政治经济思潮的抬头促使世界各国越来越多插手经济事务，尤其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外来投资、出口管制、入口限制、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合作上。近年来，美国更把地缘经济战略（geoeconomics）发挥到极致。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不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众多经济资源武器化和在法律上进行「长臂管辖」，包括限制或禁止自己和盟友对华出售尖端芯片和制造尖端芯片的机器、切断中国从美国和外国取得高科技的途径、防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研习尖端科技、禁止中国企业投资于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阻止美国资金投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股票市场等。对美国的种种不合理甚至违反国际法的敌对行动，中国奋起反击，利用美国在稀土、电磁和关键矿物的短板对美国作出凌厉反制，同时打击美国的关键产业特别军工产业，迫使美国有所收敛。

在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博弈方兴未艾之际，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屡屡凌驾自由贸易、市场规则和经济利益，过去的全球贸易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经济战争则不断发生。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今后再难以通过对外贸易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和安全，它们不得不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更多地依靠自身资源和市场或与一些其他国家建构经贸纽带。总体结果是，全球经贸体系因此而变得更为碎片化和脆弱。

在逆经济全球化、民粹与民族主义冒起和大国博弈越趋激烈的局势下，所有那些担负全球治理功能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都难以发挥积极有效作用，致使全球治理出现严重困难。其中重要后果之一，是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难以通过国际组织维护自身利益，而一些大国比如美国则更肆无忌惮地从事霸凌行径来谋求一己之私。

美西方「以港遏华」持续打压香港

对香港而言，回归后国际环境的最重大的变迁莫过于香港与西方阵营关系的弱化与恶化。在英国人管治时期，香港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颇佳，也因此能够有效发挥中西方的桥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被美西方封锁和围堵，这个桥梁角色对中国尤其不可或缺。19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涌现。尽管英国极不愿意把香港交还中国，但由于当时中国与美西方关系良好，因而为香港和平回归中国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最终英国也不得不从香港撤退。美国不但没有阻挠香港回归中国，反而在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表明对「一国两制」方针的支持，并给予香港某些所谓「国家级」特殊待遇。美国当时的盘算是一方面美国可以在香港回归后取代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另一方面则期望香港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和制度熏陶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

香港回归后初期，在中美关系相对友好的情况下，美国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台面上的干预行为。2003年，香港爆发由反中乱港分子策动的「反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政治乱象，美国在这场事件中的身影并不明显。不过，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了「单极世界」的霸主，不但对中国在战略上的依赖减少，甚至试图依照美国的体制和价值观改造其他国家。小布什总统主政期间（2001-2009），美国甚至把「输出『西方』民主」作为国家重大任务。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小布什总统首先把中国形容「战略对手」，不过最终却没有付诸行动。不过，美国对香港的态度也逐渐发生改变。美国猛然意识到香港难以发挥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作用，反而越来越成为了助力中国崛起的力量。

自此之后，美国对香港那些高举「民主改革」旗帜的反中乱港势力便青睐有加，并怂慂和支持他们在香港策动一连串的斗争行动，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制造麻烦的地方」。美西方势力在2012年的国教事件、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2019-2020年的修例风波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越益明显和粗暴。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对香港的敌意在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后更加明显。为了遏制香港、削弱香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美国通过了一批针对香港的法律，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对一些中央涉港事务官员和特区主要官员施加无理制裁，并撤销一些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司法、科技和教育合作。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实际上是撤回其过去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认，并指责香港已经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比如，美国向中国内地征收高关税时，也同时向香港征收同等的关税。美国又肆意阻挠美西方资金到香港投资，包括不购买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的股票。美西方媒体更不断抹黑香港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状况。美国的意图是要打击香港的国际形象，窒碍香港的发展。鉴于中美博弈是一个长久的斗争过程，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难免成为了美国和其盟友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在处理与美西方关系时，中央和香港都采取比较小心、隐忍和慎重的做法，特别避免过度损害彼此的关系，但美国拉拢其盟友持续打击香港的政策却不会因此而改变。香港与西方阵营的关系在中西方的不断摩擦下再也难以恢复到回归初期的境况。以此之故，香港也难以如过去般依靠西方作为香港发展动力的来源，反而要随时防范来自西方的挑衅和打击。

中央支持下香港获新发展动力机遇

总的来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转变，其对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打击尤其明显。这些转变是香港基本法在1980年代中后期制定的时候所难以预见的。即便在回归之际，中央和香港人也不会想像到香港要在短时间内处身于一个相当严峻的国际环境。不过，好在基本法作为一个法律框架给予中央和香港相当广阔的空间去应对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尤其重要的是，在国家宪法和基本法下，中央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容许中央在香港面对严重困难之际为香港排忧解难。今后，中央和香港将更加会有机地结合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让香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突围而出和取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香港仍然会尽力维持与美西方的联系，但却会运用其作为国际大都会所拥有的广泛国际联系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尤其协助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央也会尽最大努力协助香港积极解决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国际金融中心构建、民生改善和开拓全球南方的发展机遇。在相当程度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说是香港应对新国际环境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而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则是香港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