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单独成章，对香港的功能定位作出系统部署，并由以往「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标示中央对香港的期待已从单向的「受益者、参与者」升级为双向的「贡献者、赋能者」。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正式公布，全文七篇二十八章、约6万字，辅以22项主要指标和40余个专栏。香港首次以五年规划的形式系统谋划自身发展，是治理模式的历史性跃迁。从港英时期的「积极不干预」，到回归初期沿袭的「大市场、小政府」，再到今天主动以五年规划擘画长远蓝图，香港开始以「战略性政府」的姿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主动对表国家发展议程。

对香港而言，制定中长期规划的必要性，可以从世界与自身两个层面审视。从世界层面看，城市竞争早已超越单纯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阶段，战略性、前瞻性规划已成为世界级城市应对系统性挑战、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制度安排；即便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土地开发、基建布局与新兴产业培育等领域也普遍实行规划管理，近年主要经济体更以立法手段强化产业与科技政策竞争。香港过往并非没有规划，而是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在土地、重大基建等「硬」领域，规划展现刚性执行力，1972年的十年建屋计划为数以百万计市民提供居所，1989年的机场核心计划跨越回归、奠定国际航空枢纽的硬件根基；而在产业、创科等「软」领域，则以柔性引导为主，留下过「八万五」建屋计划因外部冲击而搁浅、数码港未能形成创科集群的深刻教训。香港并不缺乏局部的、项目式的规划，缺乏的是系统性、连续性、具韧性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规划的实质，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凝聚社会共识、配置公共资源、稳定发展预期——它不是指令性计划的复制，而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一国两制」下的创造性结合；规划将「坚持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明确写入规划理念，这一治理哲学由学术讨论升格为特区施政的基本准则。

从自身层面看，首个五年规划是应对国际国内双重变局的主动作为。放眼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香港基本盘依然稳固，但与此同时结构性隐忧凸显：传统优势产业增长放缓，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不足1%；土地房屋、医疗安老等民生问题积累已久；公共财政承压；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时常显得被动、零散，缺乏系统性的「路线图」与「施工图」。规划以七篇二十八章铺陈未来五年蓝图，从空间规划、经济金融贸易、创新科技产业，到民生社会、区域合作，再到统筹发展与安全，体系完备。香港此轮「再出发」可以概括为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重构：以北部都会区为载体的空间再造，以国际创科中心为轴心的动能重塑，以「超级联系人」为基础的枢纽升维。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服务国家大局的角色新定位。

一、空间再造：北都重构经济地理，「南金融、北创科」双中心格局成形

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深层意义，在于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重构香港的城市空间格局。自开埠以来，香港的城市功能始终高度叠加于维港两岸，金融、商贸、居住在弹丸之地层层嵌套；单中心极化的空间结构反过来又锁定了单一的产业结构——楼价长期高企，发展空间长期集中于已高度开发的市区，实体经济缺乏空间载体，难以支撑经济多元化与产业升级的长远需要。北都建设，正是对这一空间锁定的战略解锁。

北都的规模与开发模式具有明显的突破性。北都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接近全港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足以承载新香港未来发展空间。按照规划，北都未来五年将产出900公顷「熟地」、提供超过7万个住宅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熟地」产出较过去五年累计增长7.5倍，并被列为22项主要指标中为数不多的约束性指标；规划同时以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成立产业园区公司、「按实补价」先导计划与「双信封制」招标等一揽子改革加快土地释放。「八纵八横」运输基建新布局，叠加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两条跨境铁路，将从根本上重塑香港的城市骨架与深港连接，两地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的跨境流动将全面提速。在产业与公共服务维度，北都不仅布局新田科技城与创科园区，更以牛潭尾第三所医学院及综合医教研医院、河套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节点，打造集教学、研发、临床试验与技术转化于一体的生命健康科技集群，并以真实世界证据革新药械审评机制。

比规模更重要的是功能重构。「南金融、北创科」——这一双核心格局已写入规划的文本，精准刻画了空间再造的产业内涵：维港都会区继续承载国际金融、商贸与专业服务等存量优势，北部都会区重点承载创科、专上教育与医疗创新等增量功能，并与深圳的科创走廊深度耦合。尤具标志意义的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北都由此从「香港的北都」上升为「国家的北都」，成为国家空间战略的组成部分。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制度维度。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探索粤港澳规则衔接，再以北部都会区的整片开发集成制度创新经验，最终将成熟经验推广至整个大湾区共同市场——这条渐进式融合路径，使北都承担起「一国两制」下制度型开放试验场的功能。以香港的「软件」（规则、制度、国际化网络）叠加内地的「硬件」（土地、制造、市场纵深），通过「双总部」机制破解企业与人才在两套制度间「二选一」的困境，实现「1＋1＞2」的叠加效应；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的先行实践，已经验证了这一逻辑的可行性。

二、动能重塑：以国际创科中心为轴心，重新锚定增长函数

五年规划的第二重深意，在于重新回答「香港靠什么增长」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香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金融、地产等资产型行业，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产业空心化使经济周期系于资产价格与外部流动性，也压缩了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空间。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摆在核心位置，香港若不能重建自身的创新动能，服务国家大局功能将大为削弱，自身繁荣亦难以为继。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6%，并首次设立22项主要指标，把「再造增长动能」从愿景锚定为可计量、可考核的承诺。

过去十年，香港创科生态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初创企业数目由2014年的约1000家增至2024年的约4700家，十年增长逾三倍；港交所18A上市制度下已有85家未盈利生物科技及特专科技公司挂牌，累计融资超过160亿美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于2025年首次跃居全球百强科技集群之首。但短板同样清晰：2024年香港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3%，其中纯研发开支比率为1.13%，与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定位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规划为此设定年均开支增长约10%、力争2030年后达至3%的目标，并列明「政、产、学、研、投」协作主线，以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与科学园构成的「北中南」三大创科园区和五大研发机构为空间抓手。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香港重塑动能的独特支点。香港是全球唯一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基础科研的国际认可度是其最稀缺的资产。规划以北都大学城为引擎——在新田、洪水桥、打鼓岭布局三个大学城，教育设施串联毗邻产业用地、总面积扩容至逾1000公顷，促进产学研空间连接，并围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电子等国家紧缺学科定向培育产业专才，正是对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的精准呼应。在人才端，2022年底以来各项输入人才计划累计收到超过40万宗申请，超过15万名各地人才来港落地；规划提出非本地学生数目由2024/25学年的7.98万人增至2029/30学年的10万人，同时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促进区域人才流动，使人才在服务国家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从区域创新体系的视角看，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正在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工。完整的创新链条包括基础科研、应用转化与金融服务三个环节：香港兼备一流基础科研与全球顶尖金融服务能力，短板恰在应用转化；大湾区腹地正可补齐此环——香港的大学贡献原创研究，深圳、东莞贡献转化与制造，香港的资本市场提供融资与退出通道。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登顶全球，正是这一区域创新分工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的意义由此远超一个产业园区：规划将其明确定位为「国内境外」的特殊地区，这在我国规划文本中尚属首次——它是在「一国」之内探索两套创新制度耦合的试验场：在河套争取布局国家级科研设施、试点科研物资、数据、资金跨境流动的特殊政策，把「香港研发、湾区转化」的制度通道做实做宽。人工智能或是第一个突破口：特区政府正推进沙岭数据园区等布局，园区将于2029年或以前投入营运，2032年可提供的算力相当于目前全港的36倍，香港的国际化环境有望成为全球最优质的AI应用试验场之一，为国家「人工智能+」行动提供可复制的香港方案。

三、枢纽升维：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超级合伙人」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香港的枢纽功能正经历从「通道型」向「增值型、合伙型」的历史性升维：在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担当产业蓄势的支撑者、创新策源的赋能者、金融循环的中枢者、企业出海的护航者；同时依托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推进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使枢纽功能深深嵌入区域网络。这一升维的本质，是香港从全球化的通道节点转型为制度型开放的增值枢纽。

第一大突破方向，是打造内地企业出海的综合服务平台——规划专设「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章节，这一方向由学理倡导升格为特区行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024年达192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存量规模已超过3万亿美元；出海主体从大型国企扩展至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出海模式从产品出口演进为产能布局与生态出海。从全球产业史纵深看，香港经济每一次跃升都与产业转移浪潮同频共振：上世纪50、60年代承接欧美制造业实现工业化起飞，80年代借内地改革开放完成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今天，当中国从全球产业转移的承接方转变为引领方，内地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必然呼唤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服务枢纽。市场的选择已然印证这一趋势：香港贸发局2026年的调查显示，83%的内地涉外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出海服务平台，远高于居第二位的新加坡的31%；企业需求集中于合规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与跨境财资管理。香港的比较优势在于「普通法＋资金自由流动＋国际仲裁＋国际资本＋内地直连」的全球唯一组合：2025年港股新股集资重回全球首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稳居全球第三、融资市场排名全球第一；母公司位于内地的驻港公司达3090家、居各来源地之首。宁德时代2025年在港上市，净集资353亿港元投向海外产能，形成「香港融资—全球建厂—全球交付」的资金闭环；在港中资企业财资中心年度跨境结算规模近3万亿美元；部分龙头科技企业以香港为全球研发节点，在港研发团队已超700人。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香港还可为内地企业提供数据储存与合规运营的国际枢纽——这是内地任何城市都难以替代的功能。

第二大突破方向，是大宗商品交易，其中黄金最具战略价值。规划以黄金为切入点专节部署「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并明确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香港黄金战略由此获得规划层面的制度确认。全球黄金市场正经历历史性重构：2025年全球黄金总需求首次突破5000吨，各国央行全年净购金863吨，中国央行黄金储备持续增持。中国作为全球第一黄金生产与消费大国、全球最大实物黄金交易市场，却长期在伦敦、纽约主导的定价体系中处于弱势；而随着西方交割体系将合规审查政治化、暂停部分中国精炼企业的合格交割资格，全球黄金市场「双轨化」趋势确立，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和香港为中心的东方自主体系加快构建。香港于此时完成关键布局：2026年7月7日，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启动试运营，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首阶段「实物联通」，沪港两地实物黄金可双向自由划转；全新「香港金」价格代码进入国际报价平台，仓储容量三年内目标超过2000吨。「香港定价交易—湾区精炼制造—全球出口分销—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全产业链闭环由此加速成型。在地缘政治重塑黄金流动方向、黄金从避险商品升格为国家战略资产的当下，这一布局既是产业机遇，更是国家金融安全与定价话语权的战略安排。

第三大突破方向，是深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香港目前处理全球约四分之三的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约1万亿元人民币；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中，香港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全球份额升至41%。规划明确「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同频共振；随着越来越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做大离岸「资金池」与「资产池」、丰富人民币计价产品体系，是香港枢纽功能深化的必然路径；债券通、互换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持续扩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探索，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具实物支撑的载体。在美元体系「武器化」风险上升的背景下，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已从商业机遇上升为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性安排。

总之，五年规划之于香港的意义，或许不亚于其经济内容本身。回归以来，香港长期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公共政策呈现碎片化、短期化倾向，社会共识难以在时间维度上凝聚。首个五年规划以「行政主导、系统谋划、公众咨询」重塑治理范式，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锻造成不断延续的动态循环，本身就是由治及兴在治理层面的深刻体现。空间再造提供物理载体，动能重塑提供产业引擎，枢纽升维提供功能网络──三维并举之下，香港的再出发是以制度优势、空间重构与创新能力主动嵌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议程。历史反复证明，香港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兴衰同频；一个能够为国家所用的香港，才是一个对世界不可替代的香港。这正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留给由治及兴时代最深刻的启示。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全球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