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先生离开了我们，再也听不到熟悉的「董生」「董伯伯」的声音！连日来，在阅读社会各界回忆、追思文章的同时，20多年与他交往、向他请益的点点滴滴，在我脑海不停回放，反复回味。一位智者、仁者、师者的音容相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整理成文，寄托我不尽的哀思！

与董先生的交往当然起源于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实践。我多年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机会在很多场合与他见面。几乎每次赴港，我都争取登门拜访请教。他来京开会，也时常约我到驻地聊聊。2008年他成立中美交流基金，我们谈话的重点大多是中美关系，如何加深两国人民的认识了解，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董先生认为美方对中国法治状况有很多误读，应该有一个关于两国法治方面的对话交流机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7月，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中美交流基金会协办的首次中美法治对话在清华大学举行。两国知名法律学者开展了坦诚的交流，加深了对对方法律运作和特点的认识。董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两国学者，我汇报了开会的情况，他认真听取大家的看法，并讲了自己的认识以及对中美加强交流合作的期待。2011年我们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对话，他也抽空与我们见面。此外，我也经常在清华大学接待中美交流基金邀请的美国客人，向美方人士介绍中国法治的情况。还记得2011年3月，我们在香港举办「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法学院之夜」主题活动，他亲自出席，鼓励法学院师生校友继续努力。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国依法治国决定，董先生十分振奋。他打电话给我，讲新加坡有个通商中国的年度大会，影响很大，想请我去给国际商界讲讲这个决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的信心。2015年7月，我应邀赴新加坡参加了「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就全面依法治国决定作专题演讲，回答了很多疑难问题。董先生给我很多鼓励，希望我多出去讲讲。后来，我带团赴美就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进行介绍交流，他也提供了很多协助。

除了中美关系，董先生最放心不下的当然还是他挚爱的香港，他为此发起成立了团结香港基金。我们很多时候聊香港，他最关心如何让香港年轻人更多认识祖国，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有机会给香港各界特别是青少年讲「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课程。记得我曾向他汇报，一次正式讲课前我测试香港学员对基本法的认识程度，随口问「香港基本法是哪个机构制定的？」40多位年轻人竟没有一个知道！我鼓励他们猜猜。结果大家都猜是香港的某一个机构制定的，甚至有一位说是大律师公会制定的。我问为什么，这位学员说「因为大律师是我们的法律权威」，全班学员竟没有一人能够联想到香港基本法是国家制定的。董先生听后也十分震惊，说这么多年，香港与国家割裂了！的确，一个时期，回归后的香港与祖国越走越远，香港基本法也被塑造成独立于国家宪法的本地法律，理论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偏差。

2015年底我到香港工作，他一方面表示欢迎，认为可以加强港人对宪法和基本法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认为我清华的工作很重要，特别是中美法治对话要继续。来到香港之后，我们交往就更方便，时不时见面聊聊。他和蔼可亲，无私传道解惑，每次我都深受启发。我了解到，香港回归祖国最初关键几年「一国两制」开始实施的艰难复杂、宪法和基本法落地的不易。作为「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开拓者，他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探索开路，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极其复杂的情势下确保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被中央授予最高荣誉「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实至名归。2018年底我结束三年在港工作，他十分不舍，但仍表示全力支持我在清华的工作。

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我们几次在北京或香港见面，他忧心忡忡，极为担忧香港的未来，多次讲香港亏欠国家太多。他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坚定支持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坚定支持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董建华先生留下很多遗憾，可谓壮志未酬。这些遗憾也是香港的遗憾。他礼贤下士，善于倾听各方意见，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清楚知道香港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未来在哪里。他来自商界，深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1997年就任特首之初，他就拟就了香港发展的蓝图，包括众所周知的数码港、科技园，还有「八万五」以及第二任之初启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今天追忆董建华先生，人们突然发现这些蓝图规划多么有远见，如果都实现了，香港后来还会走那么多弯路、付出那么多代价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内地，本地产业空心化。但是互联网产生了，香港已经有八达通、电子支付，可以说与世界最新科技发展保持同步。我1993-1995年在香港大学学习时已经用上了互联网，有了自己的email和银行卡。当年他提出的数码港、科技园规划，既填补香港产业空白，又抓住科技大发展、经济大转型良机，何其英明！诚如是，很多国际互联网企业应该诞生在香港，香港今天的经济会更好，不会单一化。现在，特区政府已经公布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可喜可贺。其实，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搞政府规划的，一开始就是为工人建公屋的规划。香港当年「八万五」计划如果能够落实，大量工薪阶层有了自己的定所，有恒产就有恒心，香港后来的发展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至于错失第23条立法，更是令人痛心的遗憾。我们在敬佩董先生高瞻远瞩的同时，也为香港过去失去那么多发展良机而感慨，更为今天特区政府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把这一个个遗憾弥补回来而高兴。

斯人虽逝，风范长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爱港、心怀长远、大爱无声。他的家国情怀、智者远见、师者风骨、仁者胸襟，永远启迪后人、照亮未来。今天我们纪念董建华先生的最好方式，除了缅怀他为港为国作出的杰出贡献，就是团结一心，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好五年规划、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让香港再次腾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我相信，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