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及2026年施政报告。前者管长远、谋大局，是回归以来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整体性、战略性顶层设计；后者管当年、求实效，是落实顶层设计的年度答卷，两者一脉相承、互为表里。透过这两份纲领性文件，不仅可以看出时代趋势的浩浩荡荡，更可以看到香港这座城市战未来、创未来的雄心壮志，有望引领香港更好实现由治及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续写新的浓墨重彩的香江传奇。

一、创未来：回答「香港要成为什么」

回望香港发展史，真正影响未来走向的标志性事件并不多，港英政府1989年推出的「玫瑰园计划」算是一个。彼时的香港正处于港英殖民管治的尾声，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以政府大规模基建投入释放投资信心、稳定民心，核心是在大屿山赤𫚭角兴建新国际机场并配套十项工程，并因其勾画的前景过于「美好」而得名。该计划本质上是港英被动应对之策，回答的是「香港要建什么、补什么」，从施行看，完成工程图纸基本即见效果。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影响香港未来发展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其意义却远超「玫瑰园计划」。从时代背景看，香港正处于三大历史趋势的交汇点，三者均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展开。其一，「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一个更具韧性与活力的中国持续为全球注入确定性，也让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愈发凸显，香港可以发挥的舞台从未如此宽广。其二，香港在浴火重生后阔步迈入由治及兴的黄金期，社会重回正轨、人心思稳思进，长期积累的制度优势、法治环境与开放基因正加速转化为看得见的发展胜势，蓄势待发的能量前所未有地充沛。其三，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奔涌而来，新产业、新赛道、新规则全面铺开，「未来已来」，为香港这座向来善于抓住时代机遇的城市打开了换道超车、重塑竞争力的全新想像空间。

立足新的时代背景，香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五年规划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定方向、明目标、划路径，以历史主动和战略主动精神回答「香港要成为什么」，本质上是一份「创未来」计划。在这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性进程中，香港所要面对的是强者如林的全球竞争，五年规划的核心作用就是穿透历史迷雾，为香港探索未来、创造未来提供战略方向和宏观指引，在不确定中注入确定性。

二、「三座城」的谋划：未来之城、典范之城、乐享之城

香港五年规划背后是「三座城」的谋划。这三座城各有分工、互为支撑，构成「创未来」计划的三重面相，勾勒出多元香港的底色和亮色。

未来之城——为香港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顺应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香港锐意打造未来之城，要在全球未来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从基础看，香港从来不缺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论文，缺的是把论文变成产品的机制，从书架到货架的通道。香港五年规划直指问题关键所在，顺应创新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通过盘活本地创新资源，补齐中试、转化、量产等结构性缺口，因地制宜构建起一套适配未来发展的创新体系。首先，空间布局据此展开，着力构建北研发、中转化、南应用格局。按照规划，北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与新田科技城重点承接研发、中试与转化，中部科学园主攻生命健康与先进制造，南部数码港聚焦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完整链条，第一次有了地理坐标。产业布局同样据此铺开，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具身智能、量子科技、航天与海洋探索，一并写进未来产业清单。可以说，香港要做的，不是追一个风口，而是造一片能长出新产业的土壤。

香港五年规划还以新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和高校资源。人工智能方面，香港没有把AI当作行业来扶持，而是作为通用的底层能力来部署，包括成立人工智能研发院，设立「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提出「AI产业化、产业AI化」的双向路向。这是极具洞见的战略性安排，对于香港这样的城市来说，其未来发展动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AI用到金融、贸易、物流、医疗和城市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高校方面，香港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是创新社会最被低估的硬资产。但大学强不等于产业强，论文多不等于产品多。香港把教育、科技、人才放进同一个框架通盘考虑，让大学城紧贴产业园区，吸引更多「读书的人」和「做事的人」住在同一条街上。

典范之城——为香港标注新的历史方位

香港是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在中国走向并站稳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香港的角色只会愈发吃重，理应代表中国成为未来世界的典范之城之一。香港五年规划用一系列国际排名给出了底气：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排名第二，商业法规、税务政策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再次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三、亚太区第一，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全球第二，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维持全球第四，航空货运量全球第一；世界数码竞争力全球第四，「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一；仲裁地受欢迎程度全球第二。

这些排名不是奖状，而是香港卓越能力的刻度。而支撑这些排名的，是香港独特的优势，包括全球唯一实行中英语并行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简单税制和低税率、廉洁高效的政府与公务员团队、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以及资金、货物、人员、资讯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基于这些底气和独特优势，香港五年规划将自身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前者贵在联通，后者贵在增值。典范之城与普通国际都市的区别也在于此，典范之城不只做通道，更要做枢纽，不只做桥梁，更要在桥上创造价值。未来的香港，要做中国大地上更亮的那颗明珠，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乐享之城——为香港夯实新的发展根基

为谁发展，始终是现实中最难解的终极问题。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这既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但也决定了市场力量在收入分配中起主导作用，导致香港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乐享之城并非要改变香港的基本制度，但要通过政府和公共服务为普罗大众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获得感。在香港五年规划编制阶段，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广泛咨询意见，让市民的声音汇入顶层设计，让政策更对胃口、更贴民心，也使规划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在首个五年规划中，特区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硬安排：居住上，轮候公屋的时间在缩短，公营房屋面积标准在提高，㓥房将被有序取缔；健康上，每千人医生比在提高，第三所医学院正在筹建，电子健康纪录互联互通；教育上，研究生学额大幅扩容，非本地学生规模持续扩大。落实这些民生指标的过程，就是将发展红利落到普通人身上的过程。

更深一层说，乐享之城也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新社会契约：当管治团队要求市民接受更长周期的转型、更激烈的竞争和更高的技能门槛，就必须同时给出可感知的回报，住得宽一点，病看得早一点，孩子的前途宽一点。有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香港年轻人最关注的仍是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而非宏大的国际中心定位。为此，乐享之城所要填平的，恰是宏伟蓝图与基层体感之间的落差，如果缺少了这一环，再宏大的战略也难以获得持久的社会支持。因此，民生投入不该被理解为发展的成本，它其实是为发展预付的信心。一个对未来有信心的社会，才敢让孩子去学冷门的基础学科，才敢让年轻人辞去稳定的工作去创业。

当然，香港五年规划的「三座城」，不是三张各自独立的蓝图，而是创未来计划的三重面相。未来之城提供动能，解决靠什么增长；典范之城提供方位，解决站在哪里；乐享之城提供归宿，解决为了谁。没有动能，典范之城会因为缺少发展动能支撑沦为空洞口号；没有归宿，未来之城会因为缺少社会认同而失去根基；没有方位，前两者又会退化为一般的城市经营。

三、改革创新：支撑创未来的三大转变

回归以来，香港对知识经济、数码经济等未来概念的追逐从未停止，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最典型的教训就是数码港，当年被寄予厚望，目标是打造「东方硅谷」，结果70%的土地建成了海景豪宅，科技沦为地产的附属。究其原因，是「地产经济」主导了香港的商业基因，创新在萌芽阶段就屡遭侵蚀，沦为好看不好用的口号。本次五年规划直击这一症结，以三大转变引领改革创新，为创未来提供支撑。

从人为制造土地稀缺向释放土地多元价值转变

香港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在环保等名义之下，土地的稀缺性被不断刻意放大，演变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从数据看，香港陆地总面积约1114.57平方公里，开发率仅为25%左右，远低于新加坡、深圳等城市。这既是地产经济赖以运行的根基，也是创新难以萌发壮大的症结所在。进一步说，土地一旦被长期锁定为等待升值的资产，而非承载产业的载体，城市就会陷入一种奇特的路径依赖：最有能力的资本去炒楼，最有潜力的企业却无处落脚。久而久之，稀缺不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成了一套被默认的利益安排。

香港五年规划延续土地大辩论以来的「破局」思维，对地产经济逻辑进行正面拆解，以北部都会区的大手笔对土地价值进行释放，明确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要产出900公顷熟地，是上一个五年的七倍多。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全部指标中少见的约束性指标，意味着必须交账，而不是努力方向。同时，香港聚焦各类小切口，以更为务实的行动为土地利用「拆墙松绑」，最终聚水成河彻底推倒锁死土地的那堵墙。比如，将环评程序由三四年压缩到一年多，工务审批提速数月；引入按实补价、灵活批拨土地、片区开发、双信封招标等新机制，把市场的力量引进来。当土地从资产变回载体，创新才有地方成长，香港正在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从香港现状看，这场转变的意义也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直击人心的民生工程。高地价、高租金、狭小的居住空间，长期以来不只是产业成本的来源，更是年轻人焦虑感的来源。当一座城市最有活力的那批人把大部分收入交给房租，他们就不可能有余裕去创业、去试错、去承担风险。释放土地，本质上是在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成本。

从传统重商主义的「赚快钱」向长期主义转变

对于香港来说，重商主义本身并不是坏事，与长期主义也并非非此即彼。历史上，香港正是凭借对市场机会的敏锐、对交易成本的极致压缩、对资金周转速度的执著追求，才成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创未来探索的是未知领域，走的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不管是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到病床，还是具身智能从场景试验走到规模商用，都不是三五年的事。他们需要的，是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是长期主义的陪伴与呵护。一个只会赚快钱的城市没有未来，一个不会赚钱的城市撑不起未来。为此，香港要做的，不是用长期主义替换商业嗅觉，而是让商业嗅觉为长期目标服务。

香港五年规划既尊重原有的重商主义文化，又注入了长期主义的强光。这束光首先照在投入上，规划第一次把创新强度写进中长期目标，提出到2030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GDP比重提升至3%，相比2024年的1.63%接近翻倍，大声宣告这座城市愿意为未来持续付账。其次照在资本结构上，设立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创科创投基金支持力度，以耐心资本构建创科金融生态圈，积极培育本地企业，让长钱陪伴硬科技走过死亡之谷。再次照在金融角色上，引导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大宗商品与黄金交易市场，加上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持续扩容，都是把香港最擅长的流动性和交易能力，用到硬科技与新产业上。资本还是那些资本，只是从赚快钱转向陪长跑，这正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调整。

与理念上的转变相适应，香港也在悄然调整产业布局。过去，香港习惯把制造业视为低增值、该外迁的环节，把服务业视为高增值、该留下的环节。在新的技术经济演变趋势之下，香港提出了到2030年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5.5%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真正高增值的从来不是制造本身，而是制造背后的研发、设计、标准、认证与融资，为此，香港不必复制一个庞大的工厂体系，它要占据的是产业链上最值钱的关键节点。

从「抬轿文化」下的分散决策向协同治理转变

香港不缺敏锐的资本和聪明的创业者，也不缺把分散资源整合组织起来的机制，但缺一个真正对结果负责的主体。换句话说，香港的「抬轿文化」不是没人出力，而是责任分散：程序走了、会议开了、共识也有了，却始终没人拍板、没人交账。这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至关重要，协同治理就是要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主体，把协商成本转化为执行效率。这其中，既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廓清资本逻辑和技术规律之间的应用边界。

香港长期信奉「小政府、大市场」，这套哲学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年代效率极高，却也造成了一种治理惯性——政府擅长守规矩，不擅长定方向。人人都在出力，却没有人对结果负责，这正是过去发展困局的根源。同时，传统科层制下还容易滋生一种更隐蔽的倾向：把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事做好就是满分，跨部门、需额外协调的事项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对这一惯性的正面修正：政府承担战略引领、基础设施投资和制度创新的责任，以政策的确定性应对探索的不确定性，市场继续负责发现价格、配置资源、承担风险。当然，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端：有为不等于包办，政府一旦越界替市场做选择，长期主义的钱就会变成低效投资的钱。这条边界，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校准。

香港的「抬轿文化」很热闹，唱主角的永远是企业家。这绝非不好，但是在未来之城的创建中，也应该发挥科学家的重要作用。过去，科技园区该长什么样、研发资源该投向哪里，往往由地产逻辑和关系网络说了算，科学家只是被请来站台的角色，科技决策由非专业逻辑作出。香港五年规划的回应是，让专业判断回到决策核心：统筹人工智能发展的策略委员会，吸纳专家非官方委员的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政府内部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员，都是在把技术判断权交给听得懂技术的人。面向未来，不仅要尊重企业家，更要尊重科学家，让掌握顶尖科技知识的群体，凭专业能力深度主导技术路线与资源配置，而商业基因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加速器。

以上三个转变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释放土地价值，解决「有没有地方干」；转向长期主义，解决「愿不愿意长期干」；协同治理，解决「能不能干成」。缺了第一环，创新没有承载空间；缺了第二环，资本只在快钱里打转；缺了第三环，再好的规划也停在纸面。香港五年规划的可贵之处，在于三处同时动刀，而不是只在其中一处修修补补。

四、实现路径：用好用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香港成功战未来、创未来的根本保障。要用好用足这一优势，既要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深化与内地协同合作，又要在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中汲取优质资源，把「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切实转化为发展效能。

以国家战略为引领，深化与内地的协同合作

与内地协同的关键，不在于香港能获得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能不能找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交集。从国家层面看，「十五五」时期将沿着两条主线展开，其一是做大做强做优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其二是统筹好「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这些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国家需要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通道、与国际规则对接的接口、把创新药械和前沿技术推向全球市场的跳板；而香港所长的，恰恰是普通法、专业服务、国际网络与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为此，两地协同不是把香港的资源搬去内地，也不是把内地的项目搬来香港，而是让两种优势在同一个产业链上咬合，咬合得越紧，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强。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所要做的，正是如此。

为了促进两地协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香港五年规划都对两地互联互通作出了重要安排。「硬联通」上，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北都公路等跨境基建排定时间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刷脸即可完成两地手续。「软联通」上，专业资格互认、湾区标准与湾区认证、仲裁与调解规则对接、跨境理财通与债券通股票通深化、病历与数据跨境互通都在有序推进。「心联通」上，长者医疗券延伸到湾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跨境直通救护车、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让协同落到人的日常。最后，重大平台是两地协同发展的关键支点，「十五五」前海、南沙、河套和横琴等合作平台发展建设也已经形成清晰的施工图，将为两地拓宽合作深度和广度提供支撑。

对接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汲取更多优质资源

不管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香港自身来说，国际化仍是重要的稀缺资源，是创未来不可或缺的元素。香港要不断放大国际化优势，主动对接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汲取优质创新资源。香港五年规划对此作出了部署，比如机构层面，吸引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落户，依托国际调解院总部打造全球调解之都；文化层面，以西九文化区和故宫文化博物馆为平台，把中华文化对接国际艺术市场；经贸层面，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国际盛会常态化聚拢全球政商资源；人才层面，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扩建学生宿舍、优化人才签证，让全球人才愿意来、留得下。香港五年规划的系列部署，有望将香港进一步打造成为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区域中心甚至是枢纽，为香港创未来拓展新的维度和空间。

从「玫瑰园计划」到首个五年规划，香港用了快40年时间完成了从追赶者到探索者的华丽转身，迈出了战未来、创未来的关键一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让有为政府善作善成、有效市场活力奔涌，全社会勠力同心，就一定能够把首个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让东方之珠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