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全球海事行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与智慧化变革。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航运领域的科技赋能，出台多项政策，从船舶建造、港口运营到智慧航道，全方位推动航运业向全流程智能化跨越。

深刻的数字化转型也彻底重塑了海事风险的格局。随着船舶高度互联、港口自动化调度系统普及以及跨境口岸数据共享，航运企业与港口经营人暴露在外、可能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节点呈现增长趋势。

国际社会早已对此形成广泛共识。早在2017年，国际海事组织发布了《海上网络风险管理指南》（MSC-FAL.1/Circ.3），标志着网络风险被正式纳入全球海事安全管理体系。海事网络安全公司CYTUR发布的《2026年海运网络威胁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球海运网络安全事件同比激增了103%。在新兴AI技术加速渗透交通运输的大背景下，海事网络安全威胁正日趋严峻并持续向深层次演化。

全面提升网络防护能力

航运网络风险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故障或财务损失范畴，演变为直接威胁国家经济命脉与地缘政治安全的隐患。历史上屡次发生的重大攻击事件，已凸显出海事网络瘫痪可能引发的毁灭性后果。例如，2017年「NotPetya」擦除式恶意软件（wiper malware）攻击集装箱巨头马士基（A.P. Moller-Maersk），迫使马士基在全球范围内重构其整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业务出现大规模中断，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给全球供应链延误带来的间接损失难以估计。而在港口作业端，2023年7月日本最大集装箱港口名古屋港遭遇勒索软件攻击，导致集装箱出入闸门及卡车调度系统全面中断达两天半。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呼吁全球船东将海事网络风险提升至地缘政治风险的高度加以审视。

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我国商船运力的稳定供应以及核心港口的顺畅运转，是保障国家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的根本基石。

首先，香港是全球第五大船舶注册地，大量中资运力悬挂中国香港船旗。其次，香港拥有全球领先的船舶管理服务，众多内地大型央国企航运企业选择在港设立管理平台或采用香港船舶管理公司的服务。再者，在港口领域，中资企业以合资方式深度参与香港集装箱码头的建设与运营。此外，中资金融租赁机构占据全球船舶融资市场12%以上的份额，大量业务依托香港平台开展。最后，内地航运企业日益青睐「香港海运战险保险池」，以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

若香港在船舶注册、航运管理、码头运营及海运金融领域的网络安全防护力度不足，不仅会增加挂旗船舶与管理端遭遇网络攻击、勒索及港口扣留的风险，损害其国际注册声誉，还将直接威胁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与战略物资运输安全，并可能引发国有金融资产损毁与系统性风险，亟需全面提升防护能力并丰富海运战险的覆盖范围。

在此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航运网络安全，不仅是提升香港本地金融、港口与海事服务业抗风险能力的切实举措，更是维护国家海运物流链安全、应对复杂外部地缘政治挑战的必然战略选择。

与航运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上升的态势相比，香港本地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安全事件频发。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网络安全事故按年激增108%，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通报的资料外泄及黑客入侵事件均呈现大幅上升趋势。

积极借鉴内地网安标准

相比之下，内地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航运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和国际标准制定经验。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到《交通运输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公路水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具体措施，均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在船舶标准领域，中国船级社早在2017年就推出了《船舶网络系统要求及安全评估指南》。在国际层面，我国于2024年联合多国主导制定的智能航运国际标准《船载网络安全风险评估》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在国际航运网络安全标准制定领域具备了重要话语权。

深化两地合作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与战略意义。通过将内地成熟的网安标准体系、技术防护能力以及风险评估机制引入香港，不仅能够有效填补香港海事网安的制度与技术空白，提升在港中资企业及核心基础设施的防御能力，更能充分依托香港作为世界顶级船舶注册处与国际海事中心的独特地位，推动中国海事网络安全标准的国际化应用，全面增强我国在全球海事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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