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紧接着2027年欧洲五大国法、德、意、西、波也将举行选举，算是西方一个不小的选举年。过去这往往是西方制度自我展示的时刻。然而今天的西方制度模式已经深陷困境：经济停滞、债台高筑、政治极化、极右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社会严重对立和分裂，可谓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交织而至。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V-DEM研究所统计，2025年全球非西方政体超过西方政体，是20年来首次。全球只有28%的人口生活在西方体制。同时，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国家正经历西方的民主倒退，特别是美国自由民主指数一年内暴跌24%，全球排名从第20位跌至第51位。

西方政治制度问题的根源学界都有深刻地解读。比如由于全球化、自动化和金融化，致使西方中产阶级萎缩已低于50%，社会保持稳定和理性的社会结构消失，这也是极端政治势力崛起和西方社会内部再难以妥协的原因。

然而任何制度都是人设计的，也是由人运作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性。人性善恶皆存，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到人性本身。西方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结构性错误：其政治制度要么违反人性，要么应该抑制的人性缺点却通过制度获得放大。

我们先看政治人物。

从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来讲，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不管什么立场，当选后都应该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代表全民而不只是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要考虑国家的长远未来，须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但在西方政治制度设计下，它没有从人性角度考虑国家、政党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由此导致相反的结果。

西方是由定期的选举更替政党和政治人物，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治人物任期四年或八年。从人性角度讲，第一，他们想的只能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而且就算他对未来进行规划，只要他或他的政党不执政，同样也会被废除。所以他也不可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就废除了民主党时期的多数政策，等到拜登上台自然又还自其身。

第二，政治人物的利益排序只能是个人大于政党，政党大于国家。执政党、在野党无不如此。

美国政府频繁关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提高债务上限本是一个正常的技术性操作，谁也不能让美国政府违约。但却一再演变成政党利益博弈，不惜导致政府关门，最长的一次竟高达43天。后果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和立场信仰无关，是纯粹的利益层面的党争：只要是在野党就一定反对，只要是成为执政党就一定支持。

在野党的设计本意是监督执政党，少犯错误，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可是从人性角度讲，如果这样在野党就永远难以成为执政党。只有为反对而反对，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执政党的治理让其不得人心下台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于是政府关门才是合理的逻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为代表的体制变成「否决体制」，在野党如果执政，就把问题的责任推卸给前任，下一次政党轮替又重演一遍。

议会制国家时常组建联合政府，但如果一个党或者政治人物出于利益需要就会退出政府使其垮台。2013年9月，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为阻挠自己因税务欺诈罪失去议员资格，幕后策划了本党5名部长辞职，意图迫使刚成立五个月的政府倒台。后来没有成功也是因为他的指定接班人、时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阿尔法诺，不愿失去自己的职位。如果说贝卢斯科尼是个人利益大于国家利益，阿尔法诺则是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

第三，正如政党一词的词根意涵是「部分」一样，在西方制度下政党只代表自己的支持者，而不会是全体。比如美国民主党传统上被视为工薪阶层的左派政党，共和党则被视为大资本家的右派政党。每个党都要巩固和回报自己的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上来就要给工薪阶层增加福利，右派上来就要给财团减税。但为了获得选票，左派加福利却不敢增税，右派减税却不敢减福利。最终国家债台高筑。今年8月，经济总量只有30万亿的美国，其政府债务超过40万亿美元。欧洲、日本也是如此。

下面再看民众。

在西方制度设计下，民众拥有决定谁是国家领导人的巨大权力。但一方面这种权力没有任何制约，另一方面民众既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也不会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既不会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待问题，更不会为了整体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更不会关注国际关系。他们选择政治人物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

然而自私利己、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等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合理的抑制，但由于政治人物选举时、执政时竞相迎合，反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自由的释放空间，人性缺陷在西方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比如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美国却能以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无人敢于改变。就是人性之恶加制度的结果。

总之，西方的制度模式既违反人性又对人性负面加以迎合，这使得制度本身建立在反人性的基础之上。正如政治学者福山所说：「我认为任何政治理论都必须是一种基于人性的理论，因为在某些方面违反人性的政治体制是无法维系的。」所以西方政治制度从冷战后的高光时刻迅速跌落实乃必然。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