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任期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不仅给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标签，还指责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相悖的世界，取代它在印太地区的地位。这是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竞争」的转折点。即使此后政党轮替，竞争的重点会有变化，但这一战略并未改变，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才、价值观、地缘政治等领域激烈博弈。

2019年3月，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第一次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推广替代性的治理模式。实质否定了2003年达成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并大有中欧关系中美化的趋势。

美、欧几乎同时对华政策转向，当然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的某种协调，本质上是东西方关系的真实反映。其根源有二：

第一，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减少。

决定大国关系的是彼此的战略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安全层面。冷战时，虽然东西方文明差异很大，价值观更是南辕北辙，经济交流更几乎为零，但欧美却相继对华伸出橄榄枝：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5年中欧建交。因为各方有共同的安全威胁，苏联。但苏联解体之后直到现在，虽然东西方仍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如核不扩散、反恐、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乃至最新的人工智能风险，但都不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全球各国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而非东西方专有。

第二，双方的国家利益有战略关系冲突。

大国之间即使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但只要没有战略关系冲突，仍可相安无事，并不会视对方为对手和威胁。冷战结束后直至2017年，东西方就处于这个状态。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还构不成对西方的挑战，再加上西方在实力的支撑下自信满满，不仅认为它可以通过接触改变中国，还认为这是借全球化把自己的实力迅速转化为切实的利益和权力。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的原因。

经济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

当然中国是一个和平的文明，其经济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和西方可以形成互补，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但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欧美深陷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大大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也由此出现了战略关系冲突因素。

美国从其文化和历史经验来看，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寻求霸主地位，必然在亚洲成为主导性国家，这是对它国家利益最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从2011年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到2020年把60%的海军舰艇、60%的本土以外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到后来完全放弃接触政策转向遏制。

虽然美国同样面临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但并非中美交恶的主因。

欧洲由于不再是世界霸主，且和中国相隔遥远，它和中国的战略关系冲突与美国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洲更希望捍卫西方的统治地位和制度模式。这除了西方中心论之外，也因为今天欧洲的国际地位更依赖软实力和规则。它认为中国的成功必然会提供一个替代方案：即中国在治理模式、经济体系和发展道路方面向世界提供其他选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了欧盟的利益、价值观和影响力。从根本上讲，它无法接受一个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世界。

二是随着中国不断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双方的经济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同时双方的贸易不平衡达到其难以承受的程度，欧盟大多数成员对华逆差。虽然这根本上是由于欧洲自身竞争力下降造成的──成本高、效率低、创新能力弱，但后果却可能摧毁欧洲的工业基础，并严重冲击欧洲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由于欧洲不追求霸权，因此经济利益的战略性要高于美国。

以上这两大因素，使得欧洲认为西方面临的极右民粹主义崛起、经济困境都和中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特朗普崛起是美国内部和中国这个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欧洲极右政党的崛起也是如此。

三是俄乌冲突。欧洲视俄罗斯为当下最大地缘政治威胁。但俄罗斯却是中国唯一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是对抗美国遏制最重要的力量。中国不可能为了欧洲而放弃俄罗斯。因此中国的中立立场──这也是新兴国家的共同立场──就令欧洲难以接受。

当然仅就中欧之间，还有两个因素也助推双方走向对立。一是美国因素。历史上看，中美和中欧关系有正相关性，中美关系好，中欧关系也好，中美对抗，中欧也会亦步亦趋。二是台湾因素。欧洲密集打「台湾牌」是2019年确立中国为「系统性对手」框架之后的事。由于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因此在恶化中欧关系上作用突出。

差异化处理与欧美关系

不过中国对待欧美是有差异的。对美国毫不犹豫以打促谈以谈促和。对欧洲则立足于能谈就谈，以谈判和合理的让步来化解问题，以稳住双边关系。双方于10月在北京就贸易摩擦达成阶段性共识就是如此。原因在于中美战略博弈是主要矛盾，中欧是次要矛盾，欧洲尽管不可能站到中国一边，但和中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欧关系冲突的性质和烈度与美国也不同。美国是要阻挠中国发展，全方位遏制，欧洲则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利益，聚焦具体问题。

历史上看，东西方多次为友也多次成为对手，今天的状态也不会长期持续，只要上述因素发生变化，双边关系自然随之改变。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