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20日结束，选举主任共接获111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40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纵观整个提名期，报名踊跃、差额竞争扩大，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区治理制度重心，正从平稳有序地完成制度重塑转向以实质竞争检验素质、进而提升治理效能的新阶段。

架构重塑：界别扩面与竞争扩容

细看参选名单，约四成人并非现任选委，部分更是上届落败后再次参选。36个经选举产生委员的界别分组中，31个超额报名、确定须投票，仅5个分组为等额报名。多个界别由过去的等额协调转向差额竞争，竞争性显著增强，新面孔的涌入亦改变了选委会选举的参与结构。

参选格局的变化，并非单纯的选举技术调整，而是特区治理制度安排及其内在特征发生明显变化的缩影。回顾2021年选委会选举，其肩负制度重塑与平稳过渡的历史使命，以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为首要任务，高效协调完成了制度切换。如今，随着新选举制度日趋成熟，在特区政府编制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背景下，社会大众对政府整体治理效能有了新的期待。制度的重心正从「平稳过渡」转向「选贤与能」，对参选者素质的要求、预期其对香港和国家发展的贡献，均不同以往。这一转变，既是香港在由治及兴之路上持续向好的写照，也是适应新发展阶段需要的治理与制度安排作出的必要调整。

不妨从制度主义的框架去解读。制度并非静止不变的规则集合，而是在外部压力与内部需求交织下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制度的「关键节点」往往缘于旧有安排难以为继之后的重大转折。香港选举制度的重塑正是如此。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与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终结了对抗性政治行为的空间，使政治环境的结构选择性发生根本改变，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科技创新、融入国家大局等发展，才是凝聚社会更大共识、提升政治人物竞争力的可取之路。制度重塑不仅改变行为诱因，也直接体现在选委会本身的组织架构上。选委会委员规模由1200人扩至1500人，并首次纳入基层社团、同乡社团及中小企业界等新界别，制度架构实现整体完备。这些新界别与经济发展、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使聚焦发展的群体在制度内获得更大代表权，与前述回报递增相互呼应，也为今日的差额竞争奠定了基础。

实践深化：差额投票与叙事转变

制度架构的重塑，亦带动了制度运作逻辑的转化。香港国安法是在原有法律体系之上添加的新制度元素，完善选举制度则是对原有选举规则的系统性修订。完善后的选举制度保留了差额选举的规则设计，提名超额即须投票，等额则自动当选。今次选委会选举提名中，多数界别出现超额报名，使差额投票从制度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正因此，参选人不可以「躺赢」，必须以政纲、表现和往绩争取支持，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制度的竞争性与认受性。

制度调整的影响力，同时延伸到主导社会的叙事方式之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已成为新的叙事主轴，话语的转变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正当性，也为社会共识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不少参选人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核心政纲，正是这一话语转变的直观体现。制度、行为和话语三者相互强化，使选委会选举呈现出新的良性竞争格局，亦构成香港治理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上述制度变迁的脉络下，选委在香港当前制度发展、整体社会由治及兴路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选委会肩负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及选出立法会其中40名议员的重任，委员作为这一新治理架构下的重要组成，必须展现出与由治及兴所要求的素质、所需发挥的作用相匹配的特征。

这种匹配，首先是「有心」与「有料」的统一。服务社会的意愿固然是前提，但仅凭一腔热忱或空喊口号并不足以承担选委会的宪制责任。委员人选须在所属界别具备扎实的专业资历和可验证的往绩，拥有能够调动业界网络与资源的实际能力，并对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公共行政运作有清晰的认知与承担意愿。专业资历赋予其判断政策优劣的底气，业界网络使其能够汇聚分散的诉求，对国家与香港关系的准确理解则确保其提名和投票决定经得起服务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制度检验。唯此，选委会才能真正发挥选贤与能的制度功能，为特区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