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历史，香港虽远离红军长征路线，却同长征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一些长征参加者曾在香港工人运动中接受锻炼；长征前后的秘密联络、接应和团结抗日活动，也曾在这里展开。认识这些联系，需要把香港放回中国近代变革的历史进程。长征时期，中国革命既面临军事上的生存考验，也需要保持组织联系，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身处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以自身的社会条件参与了这一进程。工人走入革命队伍，地下工作者维系城市与根据地的往来，旅港爱国人士和报刊工作者推动团结抗日。香港与长征的联系，正是在这些具体行动中形成的。

从香港工人运动走向长征

在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劳动者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要求逐步联系起来。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省港大罢工，将香港与广州两地的群众斗争联系起来，一批工人在罢工和工会工作中接受锻炼，进而投身革命。后来参加长征的陈慧清、黄苏、邓发，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接受锻炼，在中共组织的培养和革命实践中逐步成长为革命干部，继而走入长征队伍。香港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的骨干，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承担各自的工作，也把这座城市同长征的历史联系起来。

隐蔽战线上的联络与接应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之前，香港已经是中央苏区对外联系的重要节点。1930年代初逐步建立的中央秘密交通线，将上海、香港、汕头、大埔和闽西等地连接起来，进而通向中央苏区，承担人员转送、文件传递和物资运输任务。食盐、纸张、药品和无线电通信器材等，也经由这条线路进入根据地。从上海前往江西，先经香港再辗转内地，地图上的距离并不近。这样的路线选择，服从于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哪里能够避开封锁，哪里有交通条件和可靠接应，决定了人员与物资能否抵达。香港的航运和商业往来，为秘密交通提供了中转条件。粤东、闽西的交通站和护送人员，则承担了后续衔接。各地分工配合，才使这条线路得以运行。

长征开始后，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持续转移，中共的联络任务随之调整。1935年，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承担恢复地下组织等任务，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因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作一时难以开展，他又返回香港，随后赴苏联。在红军进行军事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还须设法恢复同城市地下组织及共产国际的联系。香港所提供的停留、转移和接洽空间，在此时具有实际作用。193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干部前往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开展组织恢复工作。同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同年12月，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设立工作委员会。此前受到破坏的组织联系逐步恢复，也为随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条件。

红军主力在内陆突破围堵，城市地下组织在严酷环境中坚持工作。重建受到破坏的组织、恢复中断的联系，是中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香港的联络与接应，体现了长征前后中国革命在隐蔽战线上的持续努力。

团结抗日中的政治交往

长征前后，中国革命面临的另一重大课题，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争取更加广泛的抗日力量。香港聚集的一些爱国人士，具有不同的政治经历，也保有同内地各方面的联系。他们围绕国家出路展开的活动，使香港成为政治接触和救亡讨论的重要场所。

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曾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奋起抵抗日军。1933年，他们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相关人士转赴香港，继续寻求救国道路。此前同红军的接触，为后续交往留下了基础。

据李以劻的回忆，1935年春，蒋光鼐与蔡廷锴商议，从十九路军公积金中拿出十万银圆，在香港交给中共代表潘汉年，以援助已经开始长征的红军。1935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张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旅居香港期间，这些人士继续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联络不同方面的力量，寻求联合救国的办法。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抗日救亡成为凝聚各方爱国力量的重要基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分析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前在香港发生的接触与援助，表明政治主张和历史经历不同的人士，能够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寻求合作。香港汇聚各方人士，社会联系广泛，为中共联络爱国力量、推动团结抗日提供了条件。

救亡报刊中的思想交流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进步报刊在香港的出版，为团结抗日主张的传播提供了渠道。1936年6月7日，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以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为办报宗旨。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红军其他主力仍在长征途中，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在报纸创刊前，刘少奇以「莫文华」为笔名致信邹韬奋，阐述关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阵线的意见。同年7月底，《生活日报》刊登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不同方面的救国主张，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上相互回应。

围绕如何扩大抗日力量、推动共同行动，刘少奇与邹韬奋等人的论述各有侧重。通过在香港出版的报刊，这些主张进入公共讨论，也使不同地区的读者能够了解团结抗日的意见。红军长征后期，香港既为各方人士开展接触提供了场所，也为救亡主张的交流提供了传播渠道。

在国家历史中理解香港

香港与长征的联系，展现了中国革命广泛的地域基础和社会基础。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持斗争的重要依托，城市工人运动、地下组织和进步文化活动，也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支持。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没有割断香港同内地的人员往来和社会联系。革命者和爱国人士依托这些联系开展工作，使香港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这些参与者中，有在香港出生、成长的劳动者，也有因革命工作或救亡活动而来到香港的人士。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各不相同，却都以具体行动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前途联系起来。工人运动中的锻炼、秘密交通中的接应、爱国将领的援助、报人的救亡宣传，构成了香港爱国传统的重要内容。香港的作用，也体现在为不同地区、不同经历的人士提供了相互联系、共同奋斗的条件。

今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身特色和对外联系。重温这段历史，更能理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于香港命运的深远意义。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铭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功绩，也应珍视香港革命者和爱国人士留下的精神财富。那些从香港走入长征队伍的人，那些为联络接应、团结抗日而奔走的人，以各自的努力参与了中国革命。他们留下的历史足迹，见证着香港同祖国命运相连的深厚联系。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