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民主党夺回国会两院。随着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美国也进入“后特朗普时代”。

对中国而言，一个任期只剩两年、国会受制、支持率徘徊在三成上下的总统，能让中美关系走向何方？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两国关系的节奏？这才是重点。

最直观的是特朗普态度的变化。特朗普选后表示“绝对愿意接受选举结果，准备与民主党合作”，同时又放话“我有终极权力，它叫否决权”，甚至欢迎外界称他为“否决先生”。这种“一手橄榄枝、一手否决权”的姿态，恰恰说明特朗普清楚自己面对的政治困局。常规立法需要参议院60票，推翻否决需要两院各三分之二，白宫既推不动新议程，也守得住旧政策。

立法空间的收窄，必然促使他把更多精力投向行政手段与外交领域，而外交，尤其是对华关系，正是总统自主裁量权最大的地方。

这构成了“后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第一个特征：内政“跛脚”，外交找空间。历史上，美国总统在第二任期后半段受国会掣肘时，往往更倾向于在外交上留下“遗产”。因此，“跛脚”的特朗普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宣示的外交成果，而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少数既能体现总统掌控力、又不至于在国会遭遇强烈阻击的领域。事实上，白宫数月来一直在为民主党掌控国会做准备，梳理可在无需国会批准情况下采取的行政措施。这其中，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反而可能成为确定性最高的一项。

二是中美两国关系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周期”底盘。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完成历史性互访，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于9月举行首次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中美双方同意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长期2027年1月10日。

这些安排并非基于中美友谊，而是相互制约的结果。半导体与稀土互补的反制能力、彼此难以替代的供应链位置，让全面对抗的代价高到双方都难以承受。简言之，中期选举可能改变国会格局，但并不必然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冲击，因为美国两党已逐步形成“单靠打压遏制行不通”的共识，对华政策在政党轮替时往往“换汤不换药”。

三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会易手带来的第一重风险是议题化。民主党掌控委员会后，涉华议题可能被更多嵌入国内政治议程，在人权、贸易救济、技术出口管制等领域举行听证、推动立法，为行政部门制造压力。第二重风险是“窗口期”的脆弱。吉隆坡安排只延期到2027年1月10日，距新国会就任仅一周，届时如何续期、以何种条件续期，将成为检验双方诚意的第一块试金石。第三重风险来自美方内部的策略摇摆。选战期间“对华强硬”曾是廉价的加分项，选后若经济数据不见起色，将责任外推的冲动依然存在。

有分析认为，若民主党同时掌控两院，中美之间脆弱的缓和窗口可能被打乱。反过来，即便特朗普想稳定关系，也必须不断向国会证明自己没有“让步过多”。

针对上述不确定性，中国的应对之道其实相当清晰。

11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度中国运营大会致辞时提出三点意见：要秉持相互尊重，夯实中美经贸合作的互信基础；要坚持公平竞争，激发中美经贸合作的创新活力；要深化对等互利，拓展中美经贸合作的共赢空间。他强调，中美存在竞争是事实，但竞争要讲公平、守规矩、有边界。竞争就会有输赢，不能预设结果，不能自己赢叫公平，别人赢就说不公平。这番表态既是立场表达，也是对“竞争”的界定，规则不能由一方单方面书写。

更重要的是定力。美国政治周期的起伏，不应成为我们情绪的指挥棒。中期选举改变的是国会席位的分配，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市场规模、产业体系与发展韧性，是由自身努力决定的，不会因华盛顿哪个党掌权而增减。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一次选举而降低，同样，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也不会因为白宫换了一种说法而动摇。既不因对手示好而放松警惕，也不因对方强硬而自乱阵脚，这才是大国应有的姿态。

所谓“后特朗普时代”，是指一个内政受限、外交求成、国会分治的美国政府，将在未来两年以一种更焦躁、更碎片化、更依赖行政令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对这种状态，最好的应对不是猜测，而是办好自己的事。办好发展，办好开放，办好与世界的合作。风浪总会有，但只要航向清楚、船体结实，就没有过不去的海。

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