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冲突与动荡此起彼伏，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超越对抗、以对话止争的智慧。

2025年5月30日，《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85个国家、近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约400人齐聚一堂，33个国家现场签署公约，成为创始成员国。国际调解院由中国与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致辞。他援引流传三百余年的“六尺巷”典故：邻里各退三尺，化解了纠纷，也让出一条供众人通行的巷道。善用调解，以互谅的方式处理矛盾，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变高墙为通途”。

这在国际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服务国家、联通世界，提供了又一重大机遇。于国家而言，以对话协商化解争端的东方智慧，正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选择；于香港而言，普通法与大陆法交汇、中西荟萃的独特禀赋，正转化为建设“全球调解之都”的坚实支撑。而这一机遇所关乎的，不只是一家机构的诞生，更是处理分歧方式的抉择：在对抗与合作之间，人类完全可以更多地倚重对话与协商，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同时，为彼此留出继续合作的空间。

落子香江：香港何以承此重任

公约签署，总部落港。这一安排的分量，远超一个寻常国际组织的落地。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多边机制的权威屡受冲击。国际调解院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填补国际调解领域的机制空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注重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和解的力量。签署仪式上，与会各国代表和联合国官员均认为，调解院将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支柱、促进全球法治新的里程碑。

尤为可贵的是，它不另起炉灶，也不全盘否定既有安排，而是在尊重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对既有争端解决体系加以补充和完善。长期以来，国际争端解决的规则与机构多由西方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适应；调解院的成立，让“全球南方”在国际法治舞台上多了一个更平等、更友好、更契合自身文化传统的选择。它不谋求一家独大，而志在广纳众长；不输出对抗，而致力凝聚共识。这正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气度。

中国在批准公约时同时声明，涉及世贸组织项下的争端不提交国际调解院，既有担当，亦守分寸，这份审慎本身，就是可信赖的注脚。

从2023年2月筹备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到2024年10月公约谈判在香港圆满完成，再到2025年5月公约签署、8月29日公约生效、10月机构正式开业，前后不过两年有余。这样的速度，在国际组织建设史上并不多见，既见各方的共识之切，也见推进之实。中国作为倡建之国与东道之地，全程参与谈判，率先完成国内批准程序，为这一新生国际组织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总部为何落在香港？公约谈判国的这一共同选择，既是中央的托举，也源自香港自身的禀赋。香港身处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交汇处，法律人才多兼通两者、并用中英双语，具备在两大法系之间转译的能力。而国际调解最需要的，恰恰不是单一法系的精深，而是让不同法律传统彼此听懂的能力。香港在国际仲裁与调解领域深耕数十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长期跻身全球最受青睐的仲裁机构之列，调解员的资格评审与培训体系亦相当完备；作为《纽约公约》的适用法域，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渠道畅通无碍，这为调解与仲裁的衔接留下了现成的制度接口。这些条件，别处或有其一，鲜有其全。

香港所长，正是国家所需。总部花落香江，于国家，是把一项新生的国际公共产品交给一个法治成熟、中西交汇的落脚之地；于香港，则是在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找到了一个把既有优势转化为国际影响的新支点。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随着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争端解决生态加速成形，香港有望在传统诉讼与仲裁中心的基础上，跃升为兼具争议化解与规则供给功能的国际法律服务枢纽，进而带动法律、金融、专业服务等高端产业整体升级。这是一次角色的转换：香港曾长期是国际规则的适用者，如今则有机会参与规则的形成。作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担起这一重任。

世界大势：国际调解的制度化浪潮

从全球范围看，调解的勃兴绝非偶然，而是国际争端解决因应时代之变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国际商事与投资争端主要循诉讼、仲裁两途解决。然而，随着国际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争端数量持续攀升、类型日趋复杂，当事人对效率、成本与商业关系维护提出了更高期待，诉讼与仲裁的固有局限亦随之凸显：诉讼耗时费力，判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更受制于司法主权；仲裁虽以专业、高效、一裁终局见长，却费用高昂，程序日趋繁复，渐生“诉讼化”之弊，昔日引以为傲的便捷与灵活正被稀释。究其根本，诉讼与仲裁皆属判定是非、厘清责任的对抗性裁断，纵能明辨曲直，却往往在决出胜负之时，也斩断了当事人继续合作的可能。调解则不以论断胜负为务，而以各方共赢为归，遂由争端解决的辅助之选，成长为独立的一途，重塑着国际争端解决的格局。

调解走向制度化，是国际社会长期努力的结果。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法会）早在1980年即通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2002年通过《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2018年又予以修订扩充，将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一并纳入。然而，《示范法》终究只是供各国立法参照的范本，和解协议能否跨境执行，仍取决于各国国内法的态度。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201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翌年8月7日在新加坡开放签署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大会同时建议该公约简称为《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首日，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46国即行签署；2020年9月12日公约正式生效，此后签署国与缔约国持续增加。公约参酌《纽约公约》的成功经验，规定当事人无须先将和解协议转化为判决或裁决，即可径直请求缔约国主管机关准予执行，一举破解了长期困扰调解发展的跨境执行难题。至此，调解不仅“谈得成”，更能“行得通”。中国全程参与公约的谈判与制定，并于首日签署，彰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一贯立场。

然而，规则的生命力，终究要靠机构来承载。诉讼、仲裁之所以运作有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等常设机构的长期支撑；调解领域却长期缺少这样一个权威、中立、常设的政府间机构。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它由中国等19国共同发起，受案范围涵盖国家间争议、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或商事争议、私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国际调解院公约》明定，调解应按照自愿、公正、独立、善意、高效、经济等原则开展；调解院提供调解员名单与程序支持，但不介入实体判断。这种“重协助、轻干预”的制度设计，既守护当事人意思自治，也让机构凭借中立定位赢得国际社会信赖。

从软法倡导，到硬法执行，再到常设机构的建立，国际调解在数十年间完成了由理念到规则、再到组织的跃升。以调解化解争端，绝非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国际社会深思熟虑后的共同选择。

调解之长：何以成为新的选择

调解之所以在国际、国内同时勃兴，根源在于它相对于诉讼、仲裁的独特品格。

其一，柔性与修复之长。裁断以判明曲直、划定责任为进路，天然带有对抗色彩；调解则以重建合意、修复关系为归依，不求一方压倒一方，而求各方在相互谅解中觅得共赢。一纸判决，可以了结官司，却未必留得住关系；一次调解，既化解纷争，也保全了合作。于跨国商事往来，稳固的伙伴关系往往比一时得失更为宝贵；于国与国之间，睦邻友好与长远互信，更是无价。

其二，高效与经济之利。调解程序灵活、周期短、成本低，契合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境诉讼，动辄耗时数年、所费不菲，胜负未卜之间，商机已然错失；一次务实高效的调解，则可用远低于对抗的代价，换回本该用于经营的时间与心力。

其三，自愿与尊严之重。调解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石，第三方居中协助而无权强加方案，当事人始终是纠纷解决的主人。于国与国之间，此点尤为紧要。国家的争端，从来不只是法律上的是非之争，更牵动主权尊严与国内民意；调解不迫使任何一方公开认输，遂能超越非胜即败的零和逻辑，为剑拔弩张者留出转圜余地。现实中，许多僵局之所以难解，不在于是非难辨，而在于颜面难下；调解恰好提供了一条体面相让的通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斡旋调停亦为宪章第三十三条明列的方法之一；今日之国际调解，正是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的制度化。

需要强调的是，调解的兴起，从不意味着否定裁断。诉讼定分止争，赋予规则以刚性；仲裁专业终局，予当事人以自主；调解重建合意，为关系留下余地。三者并非彼此取代，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增效，共同织就一张更具韧性的争端解决之网。各得其所、优势互补，正是争端解决机制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实践：三重积累与一份托付

中国能够成为国际调解院的倡议发起方与东道所在地，其来有自。这份底气，源于三重积累：治理实践的积淀、法律制度的确立、国际斡旋的成效。

其一，治理实践的积淀。近年来，中国坚持源头治理，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思路。一方面传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靠基层力量就地化解矛盾；另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将法院与各类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在国家层面贯通，使适宜调解的纠纷于立案之前先行化解。大量民商事争议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联动而得化解，既解“法结”，亦解“心结”。其意义不止于分流案件、纾缓讼累，更在于确立了一种治理取向：定分止争，重在消弭矛盾、修复关系，而非单纯判定输赢。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这一理念，正是中国发展调解、运用调解的深层根基。

其二，法律制度的确立。《商事调解条例》（国务院令第827号）已于2025年12月19日国务院第7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商事调解的行政法规，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立法空白，标志着商事调解由分散的实践探索迈入法治化轨道。

条例的制度供给是全链条的：在组织层面，确立商事调解组织的设立准入与非营利定位，为公信力立下规矩；在程序层面，明定一方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守住了调解的自愿底色；在效力层面，则回应了长期困扰当事人的那个问题，即调解达成的协议究竟算不算数。条例规定，商事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可申请司法确认，经确认即可据以申请强制执行；涉及境外执行的，可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向有管辖权的外国主管机关申请执行。调解由此不再是缺乏保障的“君子协定”。

尤须留意的是条例的国际面向：支持中国调解组织赴境外设立业务机构，允许从境外人士中聘任调解员，鼓励参与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制定，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可见中国的商事调解制度在立足国内的同时，已同步着眼于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中国正由调解的实践者，渐次成长为国际规则的参与者与共建者。

其三，国际斡旋的成效。2023年，中方推动沙特与伊朗在北京达成历史性和解；2024年，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开展和解对话。所倚者非强力，而在耐心；所行者非裁断，而在斡旋与协商。其事虽异，其理则一：积怨愈深，愈需对话；对话愈难，愈见其功。

三者相济，遂成今日之格局：有传统为源，有制度为基，有实践为证。然而，一国的经验若止于一国之内，其效终归有限；唯有沉淀为可依循的规则，开放予所有需要它的国家，方能惠及世界。中国倡议设立国际调解院，用意正在于此。

文化之根：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

调解之于中国，源远流长，深植于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血脉。中华文明素来尚“和”：《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倡“和而不同”；《尚书》称“协和万邦”，《左传》以“亲仁善邻”为“国之宝”。对于“讼”，先贤更有一份清醒的超越：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期许，志不在裁断胜负，而在从源头消弭纷争。从乡约里社的调处，到州县官府的息讼劝和，调解在中国基层已运行千载，“无讼”“息争”的价值追求，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但“和为贵”绝非无原则的迁就。《论语》同一章即申明“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求和须有节度，中华文化所尚之“和”，从来不是抹平是非的苟合，而是于差异中求共存、于分歧中谋共赢的分寸。这一分寸感，千百年来沉淀为一种务实的智慧：与其待纷争酿成再判曲直，不如在源头化解于未然。今日“抓前端、治未病”的诉源治理，正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调解之于中国，并非移植而来的技术，而是这一文明性格的自然延伸，是数千年治理经验的沉淀。它生长于自身的土壤，回应的却是各方共通的关切：如何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同时，为彼此留出继续合作的空间。

清代大学士张英一句“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使邻里各退三尺、化争为睦。所争者，不过三尺之地；所得者，是睦邻之谊，是通行之便，更是一段传诵至今的佳话。更耐人品味的是，退让并未带来损失，反而多出一条供众人通行的巷道，这恰与调解不在分割既有、而在创造未有的旨归相通。当中国把这一古老智慧转化为面向世界的法治公共产品，它便不再只是典籍中的箴言，而是成为化解当代国际矛盾的现实力量。

前瞻之路：闭环尚待合拢

2025年10月20日，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正式开业，首任秘书长由香港特区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出任。至此，一项国际法上的安排，成为一个可以走进去的地方。

机构落成，只是起点。与法院、仲裁庭不同，国际调解院并无强制管辖之权；当事人是否将争议提交于此，全出自愿。故其权威之有无，不在章程条文，而在案件本身。今年5月初，国际调解院办结首宗案件：一起涉及中国内地与新加坡当事方、牵动整条租船合约链条的国际海事纠纷，经调解达成书面和解协议。两个细节值得留意。其一，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当事方并无任何条约义务，却仍择此机构而来。这恰恰印证了前述判断：调解院的号召力，不系于缔约身份，而系于其本身是否可信。其二，担任调解员的，是香港的国际海事律师。无论是秘书处的主持者，还是首案的调解员，皆出自香港法律界。香港所提供的，不止是一个总部的所在，更是这一机构赖以运转的专业根基。与此同时，公约签署国已由创始时的33个稳步增加，完成批准程序的缔约国持续增多。一个新生的国际组织，正在以案件和成员的双重增长，证明自己的价值。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不容回避。要让国际调解院行稳致远，让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名副其实，仍须在人才、规则、配套三方面持续用力。

其一，公信力与人才是立身之本。国际调解院不依赖强制，而依赖信任；其权威只能靠一个个公正专业、经得起检验的成功案例累积而成。当前，兼具法律素养、调解技能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仍属稀缺。香港高校云集、法学教育根基深厚，理应发挥所长，健全调解员的培养、评审与认证体系，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实践场景，率先建成一流的调解人才高地与规则策源地。人才厚植，案源自会汇聚，公信力亦随之生长。

其二，规则的协同衔接不容忽视。调解之长在于灵活合意，但和解协议要真正兑现，最终仍有赖公权力的保障。而这里，恰恰存在一个尚未闭合的链条。《国际调解院公约》规定，经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善意履行；但其执行机制，尚待缔约国另行谈判制定专门议定书。《新加坡调解公约》本可为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多边法律依据，然中国签署至今尚未完成批准，故亦未及于香港。《商事调解条例》虽已规定，涉及境外执行的，可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向有管辖权的外国主管机关申请执行；而所依之条约，恰恰尚未到位。三者环环相扣，缺一则不成其为闭环。由此，国际调解院执行议定书的谈判如何推进，中国何时适时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商事调解条例》的配套细则如何健全，三事并进，这个闭环方能真正合拢。而香港，正处在这个闭环最需要用力的一环上——作为总部所在地、作为《纽约公约》的适用法域、作为兼通两大法系的专业高地，香港最有条件为规则的衔接提供可行的方案，也最应当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正是从“东道之地”走向“规则之源”的关键一步。

其三，配套生态仍待完善。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皆设于荷兰海牙，国际调解院则落户中国香港，东西方两大争端解决重心遥相呼应，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但象征终须由实绩支撑。香港特区政府正筹建毗邻国际调解院总部的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专门预留法律人才培训、跨境争议解决配套空间；国际调解院秘书处亦正探索设立大宗商品争端专属调解员名册，依托香港大宗商品相关优势产业拓展调解业务。硬件配套与专业业务双向同步推进，完整的国际调解生态圈方能持续培育成型。着眼长远，香港可在争议分流上先行探索，按案件繁简设置分层程序；可善用自身与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商贸网络，为调解院拓展案源；可善用数字化、线上调解等现代信息技术，压缩跨境沟通协调成本，让调解服务更普惠、更高效。上述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却是完善全球多元争端解决体系的必由之路。只有将顶层愿景落实到持续扎实的制度、业务与配套建设之中，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的发展蓝图才能稳步落地、渐成现实。

人才的养成、规则的合拢、生态的培育，无一可以速成。然此非缺憾，恰是这类事业的发展常态。调解从不承诺速胜。它不以权力压服，亦不以强制收场，所倚者唯有一次次的商谈、一步步的让与。国际调解院自身的诞生，正是这一道理最好的证明：33个国家，法系不同，国情各异，利益有别，最终谈成一部公约、立起一个机构，靠的正是数轮谈判、逐条磋商、彼此相让。这个机构不是被建成的，是被谈成的。摆在香港面前的三件事，也当循同样的路径。它们无法凭一纸文告一蹴而就，只能靠一场场谈判、一项项规则、一个个案件，累积而成。凡此努力，所求者不在一个名号，而在为争端各方于对抗之外，另辟一条可行之径。

纷争与分歧不会消失，但对抗绝非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当越来越多的当事方在剑拔弩张之时仍愿选择对话协商，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调解列为解决争端的可选之途，那条各退三尺才有的巷子，便不再只是一段乡里佳话，它终将在更辽阔的世界上延伸开去。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调解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