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关系低开高走，展现了近十年来少有的新气象，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变化都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有利于大陆的影响。

首先，2026年时隔九年之后双方再度实现了元首会晤和互访，甚至双方见面次数要达到前所未有的四次之多。由于元首峰会是衡量国与国之间关系最重要的晴雨表，也由此可见当下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走好，台湾自然感受到巨大压力，担心被美国抛弃，也担心成为美国的牺牲品。

其次，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打破一系列惯例。这不仅表现在对大陆，也表现在对台湾。对大陆主要有两点：一是首次无视所谓的对台六项保证。与中国讨论涉台军售，还将之称为谈判筹码，这直接冲击到台湾的所谓安全。二是在是否保护台湾问题上形同放弃模糊政策。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然后我们还得跨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这使得中美“战略意志”的对决中，因美方明确表现出的退意而占据了有利地位。

对台湾则放弃过去战略扶持政策而改为直接索取。这主要有：一是拜登时期承诺的对台积电的补贴不再兑现，同时迫使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额外投资1000亿美元，将总规模推高到创纪录的2650亿美元。二是推动台湾整个半导体生态链的配套资金与产能转移至美国，还要部分关键技术与人才培训本地化。尽管如此还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三是对台湾仍然实施了惩罚性关税。四是公开宣称“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要求防务预算达GDP的10%和向美方大量采购军备，将海峡安全转化为“买方付账”的商业防务关系。

特朗普对台政策直接改变了以往华盛顿通过“战略让步”或“拨款补贴”来维系供应链与同盟关系的传统做法，导致台湾在经济与安全两端都需要付出比拜登时期高昂得多的商业和财政代价，也重创了台湾对美国的信任和信心。可以说在美方安全保障松动、加征关税与军购压力剧增的现实面前，民进党当局正面临着严重的战略被动。其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很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进党当局挑动对抗的战略空间，迫使强硬“台独”立场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公开表态上更加频繁地强调“不搞独立、维持现状”，以规避美方将其视为“麻烦制造者”的风险。

除此之外，特朗普积极卷入外部事务，特别是深陷对伊朗的战争泥潭。这不仅令美国分散力量难以全力应对中国，还大量消耗军火库存。为此对台军售难以兑现，也不得不急剧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对安全依赖美国的台湾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总的来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系列对两岸双方的政策调整，确实使台海博弈的战略天平显著向中国大陆倾斜。大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地缘四个维度上，都获得了更积极的主动权。具体来讲，不仅削弱了“台独”势力的外部安全心理支撑，使大陆的军事威慑效果更具实质穿透力，也使得所谓的“硅盾”加速失效：台湾赖以保障地缘安全的关键芯片产能被美方“搬迁抽空”，使其筹码价值大幅下降。这都可谓釜底抽薪。同时也影响到台湾内部的政治稳定：岛内对民进党“以台纳贡、倾尽民脂民膏”的批评大增，“倚美谋独”的路线遭到痛击，民进党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很大质疑。

以上变化无疑有着强烈的特朗普个人色彩。一是他喜欢和美国对立但又颇具实力的国家领导人建立密切私人关系。像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都是如此。二是他出身商人，没有什么不能交易的，包括安全和盟友体系的俄乌冲突都可以。和中方商谈军售的理由不过是：“那我该怎么办？难道要说“因为我有1982年的协议，所以我不想跟你谈”吗？”特朗普身为总统，其执政风格和对台政策的调整当然会影响到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两岸关系。

但是中美关系并非特朗普一个人所能根本改变的，其影响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形塑今天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比如从实力来讲，中国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国家——并非短期内所能解决的。更何况他的个人色彩也造成对台政策的不确定性。

一是台湾“军备空前武装化”的风险。特朗普作为商人极其热衷于要求台湾购买大量美国高价武器。比如2025年12月就一次性对台军售高达111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次。这可能促使台湾在短时间内急剧囤积不对称作战武器，提高大陆维持区域安全与推进统一的总成本。

二是特朗普个人决策的“不可预测性”。特朗普的商业外交极其灵活且反复，他把台湾当成“筹码”意味着：一是压迫大陆满足其在关税、贸易以及大国博弈中的核心要价，如果不能满足有可能打出“台湾牌”实施敲诈。

三是盟友的自主武备倾向。美国在台海表现出的“战略退缩”与交易主义，让周边部分盟友如日本、韩国产生安全焦虑。这些国家可能加速自身的军备扩张或寻求自主安全屏障，导致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出现多极化与复杂化。进而影响到两岸统一。

总的来讲，特朗普无视地缘政治，也不在乎盟友作用、对国际事务采用“什么都可交易”的执政风格，确实给中国推动统一带来了与过往不同的机遇。从大的宏观视野来看，这也符合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