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全球大多数政治精英和战略专家都认同，那个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或世界秩序（world order）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那个国际秩序之所以无以为继，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认为那个被西方颂扬为“自由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个为西方价值观和利益服务的不合理、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国际体系，对非西方国家尤其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不利。其二是美国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由国际秩序”对西方的霸权和发展形成桎梏，而其更严重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其对西方的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

过去十年左右，美国带头违反和破坏那个“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原则和规则，并在“美国优先”的大纛下对盟友和其他国家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交易主义（transactionism）和霸凌主义。诚然，众多处理具体事务和政治涵义有限的国际组织仍在“正常”运作，但那些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UN）和不少其属下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在美国的抵制和干预下难以正常运转。美国更加单方面退出或威胁退出一些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集体安全、防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以及推行开放贸易相关的重要国际协议。

“自由国际秩序”无以为继

各国学者虽然几乎一致认为全球处于混乱不安状态，但对于如何理解那个状态则缺乏共识。部分人觉得尽管美国已经放弃领导“自由国际秩序”的责任，但许多国家却仍然坚持或愿意遵守该秩序的规则和认同其精神，因此不同意国际秩序已经崩塌。部分人认为既然美国已经背离了其创建的“自由国际秩序”，而其他国家亦必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选择性地遵守或违反国际规则，则当前情况应该是“国际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更有一些人指出，当前的问题不单是国际规则没有得到普遍尊重，而是对于何谓“国际规则”是否存在，或如何理解“国际规则”，也缺乏共识。欧洲的战略学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其《混沌求生》（Surviving Chaos）（2026）的近著中用“无序”（“un-order”）来形容那种状态。他指出：“与其说是各方违反规则的“混乱”局面，不如说是既定规范被事件所取代后出现的无序状态。在无序时期，人们对是非对错没有共识，甚至连真理也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取而代之的是深重的、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用普世标准来解释什么是对的、错的或重要的。”

其实，从理论角度看，美国构建和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无以为继，不单纯是因为它对非西方国家不公平与美国自己也认为它对自己不利，而是因为它原来是为了团结和整合西方世界而设立，基本上以西方国家加上日本和韩国为成员和体现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为核心原则。因此，它原先没有想到要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其中。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G·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长期吹捧美国构建和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他也明确指出，该国际秩序原来的目的是团结和整合西方世界。他说：“自由国际主义兴起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不断努力建构和组织西方秩序，最终建构全球秩序。因此，自由国际主义提供了一种秩序愿景，在这种愿景中，主权国家——由自由民主国家领导——在一个规则相对宽松的国际空间内，为了互利共赢和相互保护而合作。”既然如此，“开放贸易、国际法、多边合作、集体安全、政治权利和保护以及民主团结，都是自由国际主义愿景的要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演变的多种愿景的要素。”

不过，冷战结束后，为了扩大西方的全球霸权和为美西方争取更多的利益，美西方积极扩大“自由国际秩序”的成员圈，不断容许或邀请更多的非西方国家加入。如此一来，“自由国际秩序”的成员国之间在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模式间的差异便越来越难以弥缝，由此矛盾和冲突便丛生，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则更为突出。然而，美西方却要求非西方国家推动各种改革以缩小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用不同手段包括在其他国家策动政变和用经济援助和金融扶助来逼迫其他国家就范。尽管中国和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强烈要求美西方大幅改革“自由国际秩序”，从而构建一个更平等、公平和包容的新国际秩序，比如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由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但美西方对那些改革的呼声置若罔闻，结果是“自由国际秩序”在全球南方的认受性不断下滑。

与此同时，美西方的群众也越来越不拥护“自由国际秩序”。越来越多西方民众认为在这个国际秩序下，西方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推行旨在缩窄贫富和区域差距的政策、劳工权益得不到重视、管治精英无能并越来越脱离群众等。西方民众越来越抗拒不少那些由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特别是那些涉及经济和贸易事务的组织，指责它们削弱国家主权和蚕食自己国家的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当那些国际组织遇到的挑战不断增加时，它们作为维护和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工具的能力也就相应下降。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与全球研究助理教授安娜·M·迈耶罗斯（Anna M. Meyerrose）在其著作《从外部侵蚀民主：国际组织与民主倒退》（Eroding Democracy from the Outside In）（2025）中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广泛的政策权力被下放给国际组织……这些组织中某些强大的子集——其中最突出的是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贸易管理机构——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能够左右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内事务。这些国内事务，例如经济政策或有关移民和人权的法规，此前一直由各国政府专属管辖……这种政策上移（到国际组织）后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削弱了包括政党和立法机构在内的核心代表机构，同时将权力集中在代表各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行政部门和官僚机构手中。”

全球南方和美西方内部出现的抗拒乃至反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力量随着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致使“自由国际秩序”越来越难有效运作，而不少全球性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大杀伤力武器扩散、国际贸易、大规模传染病扩散、人工智能的管控等都无法通过各国合作来应对。

在“自由国际秩序”走向式微之际，不少国家通过加强彼此合作、建立地域性或功能性的组织来处理贸易、科技、金融和安全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各方面开始积极探索如何重建国际秩序。过去几年，不少人提出不少意见，但由于各国的利益和观点不同，要达成广泛共识极为困难。

就西方学者和专家而言，部分人对国际秩序持悲观论调，不相信会产生一个能够涵盖全球并得到大部分国家认同与支持的新国际秩序；相反，美国霸权的坠落会让世界进入一个长期失序的状态，各种冲突会接踵而来；不同国家会尽其所能在这个失序世界中寻找安全的发展的办法，并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在经济与安全上的合作。这些人的想法背后的逻辑是美西方的全球霸权是唯一能够保持世界和平、促进发展和捍卫民主人权的力量。然而，这种对西方霸权和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歌功颂德已经不合时宜。

西方体系终结并非灾难

印裔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里亚（Amitav Acharya）对此在其《昔日与未来的世界秩序》（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2025）作出了有力的控诉与反驳。他的核心论点是：“西方体系的终结并非灾难；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件好事。为什么呢？原因有几点。首先，西方主导的秩序从未像许多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良善，它充斥着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以及通常在南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提供了一个建设更美好世界的机会，让它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权力和繁荣——换句话说，一个更公平、更平衡、更平等的世界。”这位学者进一步指出：“即便美国仍是全球头号强国，但它围绕自身愿景和价值观构建的世界秩序，尤其是它对全球合作组织的领导地位，也无法延续到21世纪末。无论人们如何称呼它——自由国际秩序还是美国世界秩序——这个秩序都在迅速衰落，而且不会再出现，即便美国经济保持强劲，新兴大国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近几十年来美国秩序。”他更预期，“美国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后一个。”

部分人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失陷源于美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背离。他们期望日后新的美国政府会重新肯定和支持“自由国际秩序”，因此现阶段毋须另辟蹊径。美国共和党在2026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失去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后，这种期望会进一步上升。不过，种种调查和迹象都指出，相当部分美国人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度并不牢固，而认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度伟大”的人仍不在少数。因此，比较实际的研判是美国不可能愿意重新大力支持“自由国际秩序”。比如说，在特朗普两届任期之间的拜登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事实上，美国人之所以不再拥护“自由国际秩序”是因为美国已经缺乏足够的国力、诱因和意志去维护它创立的“自由国际秩序”了。

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和专家则主张重新建构一个基本上由西方国家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新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最好能够包括美国，但不取决于美国的参与与否。这个新国际秩序的内容其实与原来的“自由国际秩序”相差不远，但却把全球南方排斥在外，因此难以说是一个涵盖全球的国际秩序。有一些人则认为这个秩序可以容许非西方国家参与，但在西方势力主导下，那些国家只能是次级成员。这些主张其实也是不切实际。它们其实是希望西方国家和一些亲西方国家“抱团取暖”，但在西方走向没落的大趋势下，这种自我孤立的“战略”很难说是对西方的未来有利。当前，全球南方正在快速崛起，全球南方肯定不会愿意加入一个仍然由没落的西方主导的、仍然歧视全球南方的“新”国际秩序。

有人则建议西方应该摆脱其一直以来崖岸自高的姿态，在基本上保留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前提下对“自由国际秩序”进行适度的改革，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制度和利益给予适当的尊重，吸引非西方国家继续留在“自由国际秩序”，从而维持该国际秩序的全球性。上文提到的美国学者艾肯伯里（Ikenberry）这样建议：“一种选择是透过减少自由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倾向来寻求与这些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妥协。这可能意味着要减少推广“进攻性”自由主义的努力——即削减推动这些国家向自由民主模式靠拢的努力。实际上，这一战略要求使自由国际秩序对中国和俄罗斯更加友好，其重点将放在共存上，以“防御性”的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例如自决、宽容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一来，自由国际主义将变得更加保守。”

这种试图通过有限度的改革来争取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继续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建议恐怕只是一厢情愿之举。全球南方要求的是大幅的改革，令全球南方得以在国际秩序中与西方平起平坐，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美西方有这种大幅改革“自由国际秩序”的意图和决心。

另外一种主张则认为要建构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非常困难，起码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不如退而求其次，通过建构更多的区域性组织来促进国际间的合作。比如，拉丁美洲多边主义研究所所长莫妮卡·赫兹（Monica Herz）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事务教授何思琳（Selina Ho）于2026年1月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多边主义如何生存》（How Multilateralism Can Survive）的文章。他们强调：“区域治理仍然是应对多边主义弱化的最佳良方。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国际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冷战结束后，区域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其在促进贸易、解决冲突和制定共同标准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如今，它们必须支持日渐衰弱的全球机构，并承担起更多责任。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维持多边主义，而且可以透过发挥区域优势和促进自下而上的创新解决方案来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从而改进多边主义。”

然而，在没有全球性的国际秩序的大环境下，区域性组织的涌现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将会令全世界走向碎片化，全球治理的赤字将进一步扩大，众多全球性的严重和迫切问题更难通过全球性国际机构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来应对和解决。

总体来说，大部分西方学者专家一方面慨叹“自由国际秩序”的陨落，另方面则对重建一个新的、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性国际秩序缺乏信心。上文提到阿查里亚（Acharya）则属例外。他强调，“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西方霸权的终结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获得更多话语权、权力和繁荣提供了契机——换言之，一个更公平、更平衡、更平等的世界。”他预期：“在一个真正更加多元化的全球共同体中，新的平衡将会出现，在这个共同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或群体能够独揽大权。”然而，阿查里亚却没有具体论述那个新世界的内容，他的论点只能说是一种对将来热切的期盼。

中国倡议更加公正合理

相反，中国对于重构一个新的、更公平、公正和包容的新国际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强化全球治理仍然怀抱信心，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高屋建瓴、气象恢弘、切实可行、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主张和论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5年9月1日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正式提出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即全球治理倡议。习主席强调，一个公平合理和具可行性、认受性和延续性的国际秩序必须遵循五大核心原则：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2026年6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其中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切中诸多危机挑战的症结和根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

其实，这些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包含于联合国宪章之中，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这些原则在美国的霸凌行径、唯我独尊和肆意妄为下不断遭到削弱和践踏。

习主席的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后得到全球南方的普遍认同和拥护，认为习主席的倡议可以成为重构一个“后西方”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和建筑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并非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正在不断的实践中体现，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落实和积累经验教训。

尽管众多西方学者专家不能提出一套重建国际秩序的切实可行和得到全球南方认同的方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诸多批评和诋毁。他们揶揄全球治理倡议过于抽象空洞，缺乏具体内容和执行细节，但却不敢或避免触及中国倡议所包含和体现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一些人仍抹黑中国要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搞威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他们其实最担心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的提升和西方霸权和话语权的进一步没落。

然而，“全球治理倡议”包含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智慧，而其包含的理想又能够在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引发共鸣共振，其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套政治思想在日益混沌不安和信仰匮乏的世界中应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球治理倡议”主要集中在原则和理念上的阐述，正正是中国不希望在与各国商讨未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具体探讨前把相关的体制、政策和行动先行固化，从而让各国能够通过共商共建，更稳妥地把新的国际秩序的“组件”逐步建设起来，同时展现全球治理倡议的包容性。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