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香港法律周2026成功举办了以“法智湾区 汇隽融通”为主题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论坛，凝聚三地法律智慧，共同刻画法律界透过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宏伟蓝图。诚如律政司司长在致辞中所指，大湾区具备“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色，拥有双重执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正是将制度差异转化为优势的领航人。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已被正式定性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与核心数据资产。随着中资企业加速“出海”拓展国际版图，跨境数据合规已成为企业面临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中美欧政策导向截然不同

在全球数字经济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中美欧在数据跨境流动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

中国模式始终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事前风险防控为核心理念。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核心法律框架，中国明确了数据出境的三条法定路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以及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其中，安全评估主要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及处理海量个人信息的主体；标准合同与保护认证则为一般企业及跨国集团内部数据流转提供了标准化、便利化的合规通道。这种“1＋3＋N”的体系既构筑了坚实的国家安全防线，又为企业提供了明晰的合规指引。

相比之下，欧盟模式代表了目前全球最严苛的数据合规标准，企业往往面临非常高的合规成本。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及《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为核心，欧盟主要透过三类机制实现个人数据转移：充分性认定（Adequacy Decision）、标准合同条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和约束性公司规则（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其中，SCC是目前最常用的法律工具，而欧盟对数据接收国的保护水平要求极为严苛，任何未获充分性认定的国家或地区在接收数据时均需面临繁复的合规审查。

美国模式则展现出较强的规则弹性与防御性，且缺乏统一的联邦数据跨境机制。当前，美国呈现出联邦行政令与州级立法并行的双层监管架构。在联邦层面，美国透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加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审查框架，并透过《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限制关键技术出口。拜登政府先后发布的EO 14110（关注安全、可靠和可信人工智能）与EO 14176（限制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敏感数据），进一步将数据控制权与国家敏感基础设施紧密绑定，对中资AI企业影响尤为显著。在州级层面，则以《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及其后续修订的《加州隐私权法案》（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Act, CPRA）等严厉的隐私立法为代表，形成了严密的数据保护网。

直面挑战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当前大湾区在探索数据跨境便利化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依托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大湾区内地与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已正式落地实施。在业界实践中，已有广东国企成功完成大湾区内相关跨境标准合同备案，为大湾区医疗数据的跨境使用提供了坚实的合规保障。同时，前海也启动了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积极拓展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

然而，机遇背后亦潜藏不可忽视的法律与安全风险。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下，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制度与标准的不衔接。

粤港澳三地在数据分类分级、安全评估及转移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尚未形成统一的执行标准，无形中加剧了企业的合规与监管压力。其次，碎片化的监管模式导致权责边界不清，协同监管立法的滞后使得数据本地储存、境外托管等复杂场景缺乏详细的法律指引。最后，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凸显。数据在跨境流转中不仅面临泄露、篡改的技术风险，在地缘政治博弈激烈的今天，更可能遭遇部分西方国家以所谓“合法性”实施的域外“长臂管辖”（如美国的相关数据法案），直接对我国国家数据主权构成威胁。

依托北都打造数据互通高地

破解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困局，应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进行顶层设计。北部都会区（北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被明确定位为创科产业融合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的重要战略载体，更是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今年九月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安排，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并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治理。

同时，2026年施政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积极促进科研人员、数据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之间高效便利、安全流动；并支持在前海建设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全面拓展医疗、金融、教育等领域的数据深度合作。

为落实上述战略愿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妥善统筹数据流动与国家安全：

第一，在北都探索粤港澳数据标准协同机制。建议汇聚三地政府部门与业界资源，共同推动构建大湾区数据分类分级处理与跨境转移的参考指引。透过明确界定涉及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的关键数据清单，建立数据分级处理与转移的动态映射机制，化解三地法规术语与标准不一的壁垒。

第二，深化大湾区数据跨境监管协同合作。加强粤港澳三地监管力量的常态化对接，逐步统筹数据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标准。推动监管信息常态化共享，实现三地监管部门的信息互通与联合行动，以严密监管网络筑牢区域安全屏障，防范境外势力利用法规漏洞实施长臂管辖。

第三，积极推动深港跨境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应用。针对无法透过常规便捷通道物理出境的高敏感科研与商业数据（如医疗基因、AI训练核心语料等），鼓励在北都创科园区内利用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前沿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与“算力过境”。这不仅能在确保核心原始数据不出域的安全前提下，支撑深港两地开展高附加值的联合科研与模型训练，更能解锁深水区的数据价值，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香港应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依托北部都会区的战略布局，将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底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透过法治创新与科技赋能，香港将在国家数字经济版图中发挥更关键的联系人作用，开创大湾区数据互联互通的新篇章。

北京市政协委员、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一国两制青年论坛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