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双向赋能 ——打造组团式、网络化城市群发展格局\林振群 杨爱平

2026-11-20 11:28:23 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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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本次APEC“中国年”系列活动的主要承载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扮演着熠熠生辉的角色。APEC财长会、旅游部长会、高官会、工商领导人峰会等会议已按时序依次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召开。而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办的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本年度APEC系列会议的氛围推向高潮。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8日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方支持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深化各湾区交流互动,探索亚太经济合作新路径。这不但为亚太协同发展拓展了新路径,更为全球进一步拓展合作网络指明了方向,亦意味粤港澳大湾区之于国家以至世界,将扮演更重要的战略角色。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冉冉升起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其核心竞争力不在於单个中心城市的能级高低,而在于多个中心城市与重要节点城市可否形成组团式、网络化的协作分工与协同联动。因此,这场APEC盛会的价值,不能只以深圳一座城市的成就辉煌来衡量,还需要从整个大湾区城市群乃至国家的层面来审视理解。

一、双向赋能:APEC会议与大湾区城市群

首先,中央统筹推进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是保障APEC峰会在深圳顺利举办的根本依托。本次APEC会议主场设于深圳,这场高规格外事活动的落地,既得益于中央高位统筹、纵向调配资源,也有赖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横向协同联动。港澳的国际化开放平台优势、珠三角九市的产业配套与服务保障能力,从政策与法规、资源与环境、人力与物力等多个维度为深圳提供了力量支撑,构筑了深圳办会的坚实底座,是中国式府际纵向统筹与横向协同应对重大跨区域保障任务的又一典型实践。从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的层面来看,本次APEC会议以深圳为枢纽、大湾区为腹地、亚太地区为广阔合作空间,为大湾区深度对接亚太、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不难看到,APEC会议带来的合作机遇与国际影响力,是一次探索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的有益实践,它所释放的辐射带动效应,不会也不应局限于深圳一城。因此,有必要从长远布局着眼,跳出单一城市、单次办会的短期视角,把筹办APEC会议形成的城市群跨区域协同治理经验固化下来。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协同互补、开放合作的建设思路,与APEC倡导合作共赢的价值内核、依托跨境联动开展协商的场域特征高度契合。事实上,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构想是相同理念在不同空间场域的同义展示。开放的区域主义从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出发,主张区域内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搞排他性贸易集团;抵制区域壁垒,形成的对内开放成果原则上不对域外经济体设置歧视;支持区域安排对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最终服务于全球自由贸易。而“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功能互补”理念则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出发,主张区域内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应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核心,依托交通轴线与产业轴带的串联功能,推动要素在更大空间尺度上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形成组团式、网络化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尽管二者的实践场域不同,但都指向一个相同命题:即如何在保持成员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这为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视角探讨APEC会议相关议题提供了价值支撑。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地处“一国两制”的跨制度环境,其治理体系创新的成效特色能够为APEC会议相关议题提供中国经验,也为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鲜活的实践案例。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总值达15.36万亿元人民币,体量跻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之列,位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这一发展成就的背后,是中央政府高位统筹推动、城市群内部政府通力协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治理体系逐步探索出“空间治理、平台建设、制度创新”等代表性举措,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案例。这些举措和案例生动体现了大湾区城市群多方政府对各方制度禀赋差异的相互尊重,循序渐进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而非制度同化。其中,空间治理聚焦各合作主体的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注重区域发展格局的塑造;平台建设注重合作载体的有效搭建,倡导各合作载体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制度创新关注合作主体间的差异,注重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求同存异”。当前,亚太区域合作正走在新的十字路口,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价值链重构与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区域合作机制的弹性和韧性,是APEC各成员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作出的制度创新探索,不仅为不同制度背景的经济体之间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一组可观察、可比较的样本,也能够从实践维度回应APEC体系下多元成员结构所对应的协调难题。因此,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角度审视APEC会议,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空间尺度评估本次会议的溢出效应,也有助于为亚太区域治理的增量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

二、APEC效应:大湾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APEC会议不仅包含世界上许多重要经济体,也吸引着众多知名的企业家参加。这些主体贡献了超六成的全球经济总量、约一半的国际贸易份额,是全球经济增长最稳定的核心动力源。从过往经验看,每次APEC会议的成功举办,必将为举办国尤其是承办城市带来一系列赋能效应。深圳承办2026年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广州、澳门等大湾区其他核心城市分工承接APEC系列相关活动,这为大湾区进一步深度融入亚太多边合作网络、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与平台红利,国家依托APEC会议推动大湾区城市群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湾区品牌塑造、城市群治理能力提升、制度标准优化固化。

一是赋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粤港澳大湾区以打造组团式、网络化世界级城市群为发展目标,高水平开放正是支撑这一目标落地的重要抓手,是一种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开放格局已逐步由传统的要素型开放迈入制度型开放的深水区。前者依赖要素成本优势促进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后者则依靠规则优化、监管协同和营商环境改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城市群由“物理联通”向“规则联通”跃迁。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套法律体系、三种货币”的跨制度城市群,其制度性交易成本表现为不同法域、监管体系、市场规则之间的制度摩擦成本,包括合规、认证、资金、人才、数据、争端、跨城市协同等隐性成本。这是它和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及东京湾区的重要区别。

从这一意义上说,APEC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高水平开放、加快建成组团式、网络化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直接推动力。一方面,筹办和举办APEC系列会议,客观上要求大湾区各城市在人员流动、货物通关、数据流通、资质互认等领域进行更高标准的规则对接与流程再造,为各城市组团之间编织更加细密的制度网络。另一方面,APEC框架下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结构性改革、互联互通等议题的讨论,也为大湾区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供了参照坐标,助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大中心城市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差异化定位嵌入亚太合作网络,服务组团式、网络化世界级城市群整体建设目标。

二是赋能湾区品牌塑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其最新战略定位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简称“一点两地”),目标在于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深圳举办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迄今举办的以各经济体领导人为主体的最高规格多边峰会,其经济辐射范围与全球影响力位居大湾区各类国际活动之首。应当说,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级湾区品牌在国际舞台的一次集中展示,既有助于增强包括港澳居民在内的全体湾区居民的集体荣誉感与归属感,也有利于讲好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强国建设的鲜活故事。尤为重要的是,APEC峰会带来的国际关注度,使深圳、香港、广州、澳门等大湾区核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透过APEC会议,深圳这座国际大都市所展示出来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再是短期曝光,更是一种可持续的国际声誉积累,这为其在全球高端人才引进、国际机构落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布局等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从大湾区整体看,随着深圳城市品牌和能级的提升,也能够带动东莞、惠州、中山、珠海等周边节点城市共享峰会带来的机遇,强化珠江东西岸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水平。

三是赋能城市群治理能力提升。深圳举办APEC峰会,这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获得了国际高端要素的密集导入机会。显而易见,峰会期间各成员经济体政要、跨国企业高管、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专业媒体汇聚湾区、齐聚深圳,一方面对东道主深圳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和国际交往保障能力形成了集中压力测试;另一方面也对深圳与湾区其他城市的应急协同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我们看到,在中央的统筹协调下,不仅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平和国际交往接待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而且大湾区各城市间也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共同为深圳APEC峰会提供平稳、有序、高效的保障服务工作。依托这场重大多边活动的全域协同实践,大湾区城市群跨域治理联动效率获得了短期加速,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这种治理层面的提升并非服务会务的临时举措,而是通过场馆配套建设、交通体系优化、数字政务迭代、国际语言环境完善、凝聚湾区社会共识等具体行动,沉淀为支撑城市群长期发展的硬件与软件资产。

四是赋能区域制度标准的优化固化。APEC的合作方式以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特色,并不直接为东道主设定强制性制度规范,但峰会的筹办与议题磋商过程,能以较低的试错成本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从国内既有经验看,APEC会议对主办城市群治理体系的塑造具有较为显著的延续效应。2014年北京APEC会议后,京津冀地区在口岸通关、绿色采购、电子口岸互联、“APEC蓝”等方面形成的一批制度性成果,并未因会期结束而消解,而是逐步内化为区域常态化合作机制。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圳APEC峰会期间及前后所形成的跨域协调流程、国际活动保障标准、数字政务协同模式,若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化,便有望转化为大湾区城市群治理体系中可复用的存量资源。相较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环境更为多元,其跨域协调所涉及的规则差异也更为复杂,因此APEC会议对大湾区制度标准赋能的潜在空间更大。峰会筹办过程中涉及的人员跨境流动、物资通关、数据通道、绿色办会等具体事项,均需在粤港澳三方既有合作框架下形成临时性乃至常态化的规则安排。这些安排一旦经过实践检验并沉淀为可操作的标准,便可在更大范围内服务于大湾区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为区域治理体系优化提供增量的制度供给。

三、大湾区效应:对APEC的反向赋能

APEC时至今日依旧历久弥新,在于其拥有一套可持续的赋能机制,即:依托轮值东道主形成周期性主场赋能,每一届承办经济体都为APEC平台注入本土治理经验、产业应用场景与政治经济资源。同样的,本届APEC会议中央之所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核心主场,也是看重其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能够为APEC注入极具辨识度的中国特色湾区发展叙事。

首先是合作理念的赋能。APEC会议的理念内涵是一个渐进式扩容的过程。从早期的信息交流、政策磋商,逐步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共同体的方向持续演进。然而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思潮蔓延的国际环境冲击下,亚太共同体建设进程受到一定质疑。单边关税壁垒、技术出口管制、供应链阵营化,持续稀释亚太区域合作的共同基础,为亚太共同体的愿景蒙上阴影。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为APEC价值理念的落地提供了一组生动的正面例证。众所周知,粤港澳大湾区同样存在关税、法律、治理模式的差异,却依然能通过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实现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通、创新资源协同配置、民生服务便利共享等实质性进展,从而践行大湾区命运共同体理念。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期形成的区域协作机制表明,“建设命运共同体”依旧是应对制度经济秩序张力、促进共同繁荣的核心钥匙;成员间制度禀赋的多样性并非区域合作的负担,制度高度异质同样能生成合作增量。

其次是发展路径的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实践和发展成就证明,本次APEC会议所倡导的“开放、创新、合作”发展理念,是对冲经济失衡与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可行路径。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已走出一条以开放为底色、创新为引擎、合作为纽带的城市群发展道路:一是依托港澳自由港优势和珠三角产业根基,打造开放型经济,持续巩固对外开放前沿定位;二是集聚深、穗、港、澳创新资源,畅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创新驱动链条;三是基于城市比较优势在科创、服务、航运等领域形成深度分工,将跨区域合作从规划共识落地为常态化协作机制,实现合作共赢。“开放、创新、合作”三重机制叠加,使大湾区在保持较高增长韧性的同时,具备了较强的外部冲击缓冲能力。这对于处在工业化中后期或正寻求向创新驱动阶段跃升的APEC成员而言,大湾区所展示的“开放中谋创新、创新中求合作”的路径,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封闭市场和保护措施、不以邻为壑的现代化发展思路,为不断完善新时期的亚太自贸区提供了建设路径。

再次是内外连接的枢纽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同时背靠中国内地超大规模市场、面向东南亚与亚太市场,并依托港澳的国际网络、普通法体系和金融专业服务,可以在APEC、RCEP以及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之间充当“内外连接”的中转接口,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推动多边合作成果跨境落地、规则互认。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偏弱,经贸领域尚未形成新的增长支撑点,不少经济体仍围绕传统经济存量博弈,相互竞争态势不断加剧。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前沿阵地,以深圳为产业集群标杆,联动香港、澳门、广州等城市协同发力,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系统性比较优势,为APEC落实“三大转型”议程提供可落地、可观摩的产业场景与实践方案。深圳的产业集群优势,不是孤立的单点优势,而是嵌入湾区“研发——跨境规则试点——先进制造——市场出海”的协同网络之中。香港提供国际金融、专业服务与国际规则对接通道,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市场,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则承载跨境数据、资质互认、绿色金融等制度试验,这为APEC凝聚创新共识、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枢纽赋能样本。

第四是数智化绿色化转型的赋能。进入新时代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在深度参与数字科技革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智化和绿色化转型方面,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型塑着数字文明新形态。深圳可谓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的先锋和典范城市。多年来,深圳多管齐下,在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绿色低碳深度耦合方面做了系列探索:既用算力、物联网、AI、智能电网解决城市能耗分散、调控难的痛点;又用庞大的新能源、电子信息产业供给数字化绿色化技术;还依托先行示范区制度优势,在碳市场、碳普惠、气候投融资上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能推广的现代城市数智化绿色化转型方案。如今APEC第三次来到中国、选择深圳作为主办城市,可谓恰逢其时。这不仅将成就中国,也将成就APEC本身,甚至成就世界。本届APEC会议将汇聚众多世界级数字高科技企业,齐商如何在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监管、数字贸易和绿色智能化合作等领域率先“建章立制”,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城市数智治理提供亚太新实践。我们可以自信并自豪地说,APEC会议在深圳的召开,必将引领全球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向世界展示文明互鉴和交融发展的新路径。

结语与展望

2026年APEC会议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核心城市深圳,这是21世纪以来我国又一次主场外交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它延续了我国依托长三角、京津冀等核心城市群承载国家级多边开放平台的战略传统,是城市群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践接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依托这一高规格多边平台,粤港澳大湾区既可与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在发展模式、协同机制、开放路径上开展横向对标,也能向世界展现“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充满活力和包容的形象。当前,粤港澳三方正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建设组团式、网络化世界级城市群,并取得了各方面显著成效。着眼2035年乃至205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应当持续探索将APEC峰会成果转化为开放红利、制度红利、治理红利、贸易红利、消费红利、文化红利等,并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留存可长期赋能的APEC资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58)的阶段性成果)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