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的货，明天送到，后天就得注意追欠款。”

一句普通的追款提醒，却是韦兴明每日必做的功课。他的手机通讯录里，一半是客户，一半是债主——不是他欠别人，而是他要从别人那里把欠款追回来。在长沙飞州科技有限公司那间不算大的办公室里，他刚挂断一个客户的电话，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语气平淡，但这句话背后的分量，只有他自己清楚。

这种对现金流的极度敬畏，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七年车库生活、三次创业受挫、以及无数次跌倒重来中，用真金白银换来的。从贵州大山到湘江之滨，从校园快递到沥青贸易，十年时间，这位1995年出生的年轻人完成了从校园快递小哥到年营业额近亿元的公司掌舵人的蜕变。而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不是成功经验，而是那些差点让他翻不了身的教训。

长沙飞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韦兴明（受访者供图）

从校园快递到沥青黑马：三次“换道”背后的代价

韦兴明出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玉水镇温泉村。这个曾因地处偏远、资源困乏被列为深度贫困村的寨子，是他人生最初的底色。家中四个孩子，他排行最小，家境困难，从小便习惯了与贫瘠和匮乏相处。

2015年，韦兴明考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费靠国家贷款，生活费全部自己挣。大二开始，他便在校园里折腾：收快递、送桶装水、办轰趴馆，甚至回到老家与堂哥合伙养猪。在他看来，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想尝试。

第一次“生意”是双十一的快递分拣。他在分拣中心熬了一个通宵，挣了130块钱。干了三天，他发现因“信息差”被中间人抽走了大部分利润。第二天他就自己当“中间人”，招同学一起干，把工资谈到180块一晚，自己留下50块差价。刚尝到甜头，内心却不踏实了：“来挣这个钱的，都是家里比较困难的，挣同学的钱心里不舒服。”双十二一过，他便转向了毕业季快递包裹业务。

他找到全校所有快递公司的价格表，逐一对比后选中了邮政：全国寄件每公斤1.4元，比驿站便宜一大截。他谈下合作，以低于驿站2元的价格上门收件。凌晨五点半，他趁保安还没来，溜进考研自习室，把传单塞到每张桌子上。传单上印着他的QQ号，规则很简单——转发集赞20个，寄快递打8折。一条QQ说说的阅读量飙到三五万，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那时候一天能赚1000多块，晚上就请兄弟们出去吃烧烤。”他说。

尝到甜头后，他把业务面从毕业季快递扩展到了日常退换货的“运费险”订单，打出广告：“全国2公斤以内只要9块钱，上门取件。”比菜鸟驿站便宜3块。靠着这个，他的快递生意几乎覆盖了整个校园。

因毕业季有周期性，韦兴明并不满足于此，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换道”从单一快递向校园多元服务拓展。他租了门店送桶装水，又租下别墅搞轰趴馆。协会团建、班级聚餐、社团活动，周末的档期排得满满当当。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校园里的生意越做越顺手，荷包也越来越鼓。

真正让他“飘”起来的，是贵州老家的养猪项目。2018年，他跟着堂哥包了两千多亩荒山，养当地特有的黑毛猪。猪肉行情好，他在老家赚了钱，觉得找到了“稳定的生意”。

2019年，他决定扩大规模，借款30万，四个人合股建了养猪场。随后，非洲猪瘟来了。

“每天死几头，每天死几头。”他说，“我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创业失败一夜白头，觉得太夸张了。轮到自己，才知道那是真的。”200多头猪几乎死绝，给他留下了70多万债款。答辩那天，老家打来电话：“全没了。”他回到贵州，看着空荡荡的猪圈，浑身发冷。那年过年，他没回家，在长沙的车库里——那间2017年为了生意方便租下的车库，成了他低谷时的避风港。白天出去折腾，晚上回到这里，拉上卷帘门，开一盏灯，算今天的账，想明天的路。这一住，就是7年。

他没有停下来。白天去顺丰做储备干部，晚上继续送桶装水。后来把姐夫从贵州叫到长沙，开了家酸汤店——白天卖粉，晚上把门一拉，充气床一铺，直接睡在店里。生意一度火爆，他雄心勃勃准备扩张门店时，疫情来了。三度创业，三次跌倒——快递生意被毕业季的周期性卡住，养猪被猪瘟击穿，餐饮店被疫情拖垮。

“每一次跌倒，我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大环境的问题。”韦兴明后来复盘说。但每一次跌倒，他也确实捡起了点什么：校园生意让他理解了信息差的价值，养猪让他认识了“杠杆”和“风险”的真实分量，餐饮店的倒闭则让他明白——现金流断了，什么都白搭。这些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后来被他一条条刻进了飞州科技的经营准则里。

从行业新丁到赛道突围：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生意经

转机出现在2021年。他考公进入一家省直单位，成为业务销售员，卖沥青、跑工地、催回款。三年下来，他把这个行业的链条摸了个透。2024年8月，他创立长沙飞州科技有限公司。彼时沥青行业早已是红海——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掌控上游资源，新进入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但韦兴明看到了缝隙：国企体量大、流程长，而小企业可以把“快”和“周转”做到极致。“今天发的货，明天就要到客户那里，而且要逼着兄弟们把钱收回来。”

他将业务策略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避开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和大项目，深耕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乡村道路和市政改造工程。2024年公司成立当年即实现营业额2000万元；2025年贵州分公司成立，全年营业额突破1亿元。2026年前八个月，在行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公司仍实现6000万元营业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这些成绩时，韦兴明最常说的不是“我做得怎么样”，而是“我们怎么把钱收回来”。飞州科技应收账款控制在300万以内，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很多人说大环境不好，但越难的时候越能看出一个公司的真实水平。”他说，“看着好像挣钱了，实际上永远有尾巴坠在那里。”他讲过一个同行的教训：一个朋友拿30万创业做沥青贸易，第一单挣了1万块很高兴，然后客户拖款，他去借钱周转，越借越多，最后欠了两三百万，公司垮了。“我不走那条路，不走捷径、不冲规模。公司不是做大的，而是做稳的。”

从个人生存到团队共生：一家企业的管理逻辑

在飞州科技，你能看到许多与传统企业截然不同的氛围：文职人员拿提成、女员工四点半下班接孩子、职员业务间隙也能打打牌。公司实行50%的提成制度——业务人员拿一半，公司留一半，这在同行业几乎闻所未闻。今年8月公司成立两周年，韦兴明给全员放了9天假，每人发了1000元旅游补贴。公司不设早会、不考勤、不查岗、请假不扣钱，还贴心地给午休时间不方便回家的女员工置办了折叠床。

“我做公司的目的肯定是要挣钱，但在挣钱的同时，还是要有人情味。”他说。

这种人情味的背后，是他对“打工人”处境的深刻体认。他曾亲眼看到同行公司老板辱骂女员工“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也曾在国企亲历“下午开会、中午才通知”的荒诞。“出来赚钱的都不容易，能聚在这里也是缘分。”

公司一个员工生小孩摆酒，韦兴明到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1万块钱红包。“这不是作秀，这个1万块钱是我的心意。”他把这个当规矩定了下来——结婚奖1万、生孩子奖1万、孩子考上大学奖1万。“对于公司来说，该花的钱就花，不要觉得这个钱就一定得到我的口袋里面来。”

韦兴明坦言自己在向胖东来学习。他学到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制度，而是一个底层逻辑：先让员工过好，才能把公司的事办好。“在人员裁退上，我更加慎重，不会轻易开除哪一个人，这种对于员工来说幸福感还是比较强的。”

但这份“人情味”并非没有边界。在人员招收上，他在精不在多，有严格的业绩标准和考核机制。“来可以，但得能创造价值。没有业绩，再有人情味也留不住。”一位受访员工说，公司内部竞争同样激烈，“只是老板不会用那种侮辱人的方式对待你。”

从走出大山到反哺家乡：一个人的乡村情结

作为穷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韦兴明始终放不下家乡。

长沙飞州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返乡助学活动（受访者供图）

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身体不好，不方便出远门，没有收入来源；村里没有路灯，没有公共活动场所；没有人捐款助学，贫困户只能依靠微薄的财政补贴。隔壁乡镇都有“村企”——村里自己办的企业，赚了钱再反哺村里，而他们村没有。“去年我在想，那我先去做，不是说要去挣多少钱，而是带动这个地方人的思想。”他说。

2025年，韦兴明在老家启动了一个中草药种植经营项目，投了30万，雇人进行中草药的种植和打理，周期五年。项目带动了几十户村民就业，多是留守老人。“白天上山干3个小时也行，10个小时也行，不强迫。至少让他们在家门口有口饭吃。”算经济账肯定不划算——项目一年到头也就4万利润，30万拿来做自己原本的贸易业务，一年能转几十次，利润远不止这些。但他还是做了。

“事情不怕小，怕的是没人开始。”他说。

他连续两年回家乡做助学，资助贫困学生。金额不大，但他有一个想法：让更多在外面混得不错的人也能参与进来。“我想建个基金会，每年回家一分利，一块五块都可以放在里面。给村里买路灯，给老人买菜聚餐。”

今年下半年，他有望当选所在县的政协委员。这件事不是他主动去跑的，是村里、镇上跟他沟通的。“我自己愿意做，”他说，“走到这一步了，回报一下家乡是应该的。”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村变革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把技术、资本、市场带回乡村的创业者，一种是愿意留下来、把根扎住的治理者。韦兴明正在同时成为这两种人。

办公室里，韦兴明依然每天接很多电话，催款、发货、谈价格。他的节奏不快，但一直没有停。从贵州大山到湘江之滨，从校园快递到沥青贸易，他走过的路不是最短的，也不是最快的，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中国有6100多万家民营企业，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有人靠风口，有人靠资源，有人靠关系。韦兴明靠的是在一次次失败中磨出来的耐心和清醒。他怕“作死”，怕膨胀，怕快，所以每一步都走得小心。但正是这种小心，让他在短时间内崛起，然后稳当地“活了下来”。

那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也没有停下往更远处走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