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清晰地将国家对香港的期许与未来发展路径紧密相连。其中关于“培养人才以推动科技发展”的论述，为香港的创科之路指明了方向。这并非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国家顶层设计与香港未来发展路径的一次精准对接。在“十五五”规划的背景下，香港正迎来一个重塑创科生态、构建人才高地的关键机遇期。

　　要理解香港的机遇，必须先读懂国家战略的深层逻辑。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亦标志着根本性的思路转变。

　　过去，教育、科技、人才常被视为独立的政策领域，各行其是；如今，它们被视为一个相互咬合的齿轮系统：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人才驱动科技的创新，而科技的进步又反过来重塑教育的形态。任何一个齿轮转动不畅，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能。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对当前全球竞争格局的清醒认识：科技之争，归根到底是人才之争。只有将人才的自主培养与科技的自主创新紧密捆绑，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站稳脚跟。

　　在国家的宏大布局中，香港的角色向来独特。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制度优势，我们习惯于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但在新的发展格局下，这一定位需要升级──从单纯的“联系人”，进化为一个“创科增值器”。

　　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想像一家来自长三角的顶尖生物科技公司，其拥有领先的细胞疗法技术，但要“出海”却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让其临床数据获得国际认可，二是如何对接国际资本。香港恰好能提供解决方案。这家生物科技公司可以将亚洲总部设在香港科学园，利用香港世界级的临床试验数据中心，使其研究成果符合美国FDA或欧洲EMA的标准；同时，通过香港的律师和会计师团队，设计出符合国际惯例的融资架构，最终在港交所成功上市。

　　在此过程中，香港提供的不是简单的“通道”，而是包括国际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全球资金对接在内的一整套“增值服务”。我们将内地的创新要素作为“输入”，通过香港的专业体系进行“加工”，最终“输出”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

　　近年来，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正是在为这个“增值器”添砖加瓦。从“高才通”等计划为香港带来超过23万名申请者，到投放百亿资金成立“产学研1+计划”，再到扩大资助院校的非本地生比例，这些政策为人才储备注入了“活水”，也为承接国家战略部署做好了铺垫。

　　固巢养凤与引凤筑巢

　　蓝图虽已绘就，但将其变为现实，挑战依然不少。笔者认为，未来的工作重心，应从过去的“筑巢引凤”，转向“固巢养凤”与“引凤筑巢”并举的新阶段。

　　“固巢养凤”，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综合生态环境。一个顶尖的AI科学家来到香港，考量的绝不仅仅是签证的便利和薪酬的高低，他可能会花费数月时间为子女寻找合适的国际学校而苦恼，也可能因为高昂的居住成本而犹豫。这些生活中的“痛点”，往往推动我们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因此，政府在“抢人才”的同时，更需要提供一站式的配套服务，让人才能够“安居乐业”，真正视香港为家。

　　“引凤筑巢”，则要求我们深化产业结构，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香港的创科优势，不能长期仅仅停留在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少数几个领域。我们需要更有力地引导，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绿色科技等具备战略意义的产业，通过开放更多政府及公营机构的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试验田”，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形成“磁吸效应”。

　　香港还必须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让“产学研”的齿轮真正转动起来。我们应鼓励大学教授带着研究成果走进市场，也应欢迎企业的资深专家回到大学讲堂。政府可考虑设立更灵活的“旋转门”机制，让人才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自由流动，将最前沿的知识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此外，更要主动融入大湾区发展，推动“科研在香港，转化在湾区，市场在全球”的高效协同模式，让人才的价值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得以释放。

　　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四中全会为香港的创科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务实的姿态，乘势而上。这不仅关乎香港自身的经济转型，更关乎我们在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中，能否担当起应有的角色，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作者为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