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美学，从一开始便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他奠立了“真、善、美”作为人类心灵的三重诱惑，几乎整个西方哲学对价值的理解，都在他的框架中展开。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位高举美之理念的哲学家笔下，艺术从未被他真正承认为美的居所。

美，在柏拉图那里，是崇高的、抽象的、不可感的，而艺术，恰恰因为过于可感，反而成了问题。在《斐利布斯》中，柏拉图否定人们可以在绘画或雕塑中找到绝对的美。真正的美，只存在于几何形体、纯粹的色彩、单纯的声音，即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秩序。

柏拉图认为，艺术一旦具象，便注定偏离理念。在《理想国》中，这个立场变得更加严厉：艺术被视为对现实的模仿，而现实本身已是理念的影子，于是艺术成了“影子的影子”，也就是一种在本体论上应当受谴责的存在。

即使如此，柏拉图不是全然拒斥艺术。他承认，艺术能带来一种特殊的喜悦，只是这种喜悦因其不受理性节制才显得危险。为了保护城邦，他主张限制艺术的“审美放肆”，要求艺术家排除悲观、混乱与过度情感，只颂扬神与德性。在《法意》中，这种理想主义更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化的实用主义，新作品必须经过权威的审核，才能进入公共生活。

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位对艺术充满戒心的哲学家，诞生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其中一回最富诗性的美学书写──《会饮篇》。

这是一场宴饮中的对话，是众声喧哗取代单一说教的罕见时刻，也是柏拉图极为接近诗人的一部作品。以“爱”为题，美在这里不再是冷峻的理念，而是一条可以攀登的道路。

透过狄奥提玛之口，柏拉图描绘了那条著名的“美的阶梯”：从对单一形体的爱，到对所有形体之美的理解，再上升到心灵、制度、知识的美，最终抵达那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遗世独立的美之本身。

这是柏拉图美学极深的张力所在。一方面，他不信任艺术，另一方面，他却只能以艺术的语言，才能让人理解美的理念。这样的矛盾，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