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被海量信息包围，却可能从未认真注视过一张报纸背后的时代脉络和抗战身影。民族危难之际，无数新闻人的报国理想和文化担当，成为记录历史、追随时代的激昂声响，于历史波光里闪耀着引人瞩目的光彩。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大公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在天津创刊，六次迁徙，经历多次闭馆停刊复刊，出版过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一九三八年出刊的香港版一直延续至今。一家报馆，一群民国文人，一支笔，一张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崛起于烽火连天的救亡年代，驰骋于风云骤变的抗战报坛，世为罕见。话剧剧本《笔长城——一张报纸的抗战》（编剧朱海）从“九一八事变”当年出刊一万号，到抗战胜利告捷一万五千号的流动出版过程，讲述《大公报》在抗战岁月的悲壮呐喊，成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生动投影。/刘玉琴

与传统抗战史聚焦于军事与政治等方面不同，此剧聚焦于《大公报》的沉浮与不屈。编剧对《大公报》的历史资料文献及作为进行详细严谨的爬梳和提炼，在历史真实基础上，调用丰富的艺术手段，对其抗日救亡的路线图和精神之火进行深度探寻。题材独特、视角新颖，勇于突破同类题材叙事框架，构思不落俗套，凭借视野的广阔性和路径的别致感扩展了话剧艺术的辐射范围和表达方式，为抗战题材提供了从历史事实与现实精神中深度开掘的有益实践。

勾描《大公报》抗战史

作品富有庄重肃穆之气，充满敬畏之意。新闻出版虽然少有冲锋陷阵的“热血叙事”，但情节设计依然注重起伏跌宕。叙事沿着《大公报》六次迁徙时间地点，以多次闭馆迁移作背景，以同时期《大公报》刊载的重大战役、重要事件为节点，勾描了《大公报》的新闻抗战史。《大公报》的抗战史，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在日军侵略炮火下不屈不挠、辗转万里、誓死出版的流亡史，这种流动的出版情景构成令人震撼之处。大幕在此起彼伏的报童叫卖声中拉开与闭合。国难日，“七七事变”，淞沪会战与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重庆大轰炸，密苏里获奖，西方战场的东方之声，胜利日等七幕，从最先报道“九一八事变”被日本上海领事馆告上法庭，到不朽的民族魂——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十四年间，秉承“绝不在日寇铁蹄底下出版一天”的理念，《大公报》义不受辱，多次迁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喋血誓言，被富有戏剧张力地传递出来。每一次停刊都是“不投降”的宣言，每一次复刊又都是“抗战到底”的声明。时代的动荡起伏中，一张张新闻历史文献的交相辉映，再现了一幅尘封已久、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中国新闻抗战版图。这条用铅字与纸张铺就的“文化长征路”，可视作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也构成中国新闻出版的奇迹。

被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国土上，虽然战火硝烟弥漫，家国破碎，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其间无数文化人的战斗和坚守令人钦敬。全剧涉及数十位历史风云人物。人物塑造和关系设计纵横交织，生动鲜活。一方面聚焦执掌《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等人，他们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家、政论家或实业家、金融家。编剧选取他们面对外敌入侵、国家生死存亡艰难时刻，围绕一张新闻纸的选择、迁徙、抗争，塑造了一群深怀文章报国之志的爱国报人形象，让人与报、与时代同频共振。一方面以其派出的杰出的战地记者群体奔赴东西两大战场为穿插，勾勒了他们在战火中诞生的许多传世名篇，同时也传达了延安已经成为中国抗战中心的事实，更表达了《大公报》对记者范长江、孟秋江等中共党员选择去往延安的尊重和支持。抗战时期，《大公报》以自身的作为，赢得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九一八事变”，《大公报》率先报道。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大公报》主张抗日，发表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红军长征情况。“七七事变”后，《大公报》言论力主抗战，批驳妥协。上海沦陷，《大公报》上海版停刊时发表的社评《不投降论》，铿锵有力，传诵全国。重庆大轰炸之后，缺纸少墨之际，仍然联合《时事新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七家媒体出版《联合报》，不放弃文化阵地的战斗。民族危亡关键时刻，坚持爱国立场，传播爱国声音，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其报道和言论有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记录抗战历史、弘扬民族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突破常规题材框架

中国抗战题材作品中，侵华日军的海、陆、空成建制的军事部队为人所知，一支由“笔部队”和宣抚官组成的特殊作战部队，即披着文化外衣的入侵者却鲜为人晓。此剧突破题材的常规范围框架，以新鲜独到的发现，揭示同类题材中极少涉及的一个群体——日军“笔部队”。编剧尊重历史事实，用生动细节和客观冷静的铺展，揭示了文武两道的日本军国主义战时体制的狂野之心。日本的亡我之意，中国人的热血风骨，在字里行间跃动。这段历史真相，为观者带来审视日军侵略的新侧面。“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由军部组织日本著名作家二十二人开赴中国战场，至抗战结束，先后有近千人参加，他们享受军人待遇，时称“笔部队”。这支“笔部队”和“枪部队”形成灭我生命与国族的软硬屠刀。“枪部队”烧杀抢掠，残忍至极，“笔部队”粉饰屠杀，颠倒黑白。“笔部队”作为日本侵华“思想战”的主体力量，既欲以文攻心，磨灭中华文明与精神，亦对日本国内民众起到了巨大的动员鼓舞作用。“笔部队”的内外双重之刃，为战时形成日本文化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的作家对日军野蛮行径的反思，也让今天的人们对日本文化人在战时的“复杂性”有了新认知。

编剧的目光进一步追溯至日本侵略的本源，剧中借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之口，说出了侵略中国之心的由来：日本列岛四面环海，资源贫乏，生存空间狭小，自然灾害频发，若长久立国，必依附于他人卵翼之下，国民及经济无有后退之路。放眼望去，唯有一片大陆可倚可存可发展……如不借今日日本之强盛国力，发动支那战争，拓展生存空间，我们将失去历史最好的机遇。这是日军丧心病狂、惨绝人寰、有恃无恐的真实背景。而当时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作品正是在新鲜切口和战争根源的深层揭示中，以对比性手法还原历史真相，展开激烈矛盾冲突。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面对日军的露骨逼迫，《大公报》宣誓，只要国土遭侵，民生遭难，定将明耻教战，绝不在敌人的铁蹄下出一天报。也正如插曲中所唱，“一群人、一支笔、一张报，血的墨，心火烧，暗夜到破晓……铅字磨成刀，不跪不降不折腰。”中国人的不屈，在文武对峙中突显。今天，我们回望和铭记历史，是为了让曾经的屈辱不再，为了纪念不能忘却的民族精神。

调度多元艺术手段

作品始终围绕报纸和报人这一叙事主线，传达了《大公报》的抗战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颇富特色的乐章，体现了鲜明的个性化标识。大幕在清末到民国的不同服饰和发辫的报童叫卖声中拉开，于一九四五年到二〇二五年间该报的重要新闻标题画面投影中结束。抗战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与《大公报》原版报纸截图投影交相迭映，同时对报纸出版前的改稿、配版、审稿的忙碌程度不亚于一个战时指挥部的场景，以及报纸版面编排、流程处理等进行了艺术化呈现，叙事风格，文本呈现，带有鲜明的新闻底色和文化气韵。全剧善于调度多元艺术手段，挖掘《大公报》迁入地的文化民俗特点，融入数来宝、京韵大鼓、上海说唱、打鼓说书等不同地域的曲艺民俗，雅俗共赏地烘托出年代特征和时代背景，为舞台呈现打开丰富的表述空间。话剧《笔长城——一张报纸的抗战》以新鲜视角、厚重内涵、富有创意的舞台元素，彰显了一张报纸的重要历史精神。一九四九年后，《大公报》在中共香港工委和中共澳门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出版发行。创刊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此发来贺信。历史与现实证明，只有当“纸笔”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坚持爱国立场，弘扬民族精神，坚定站在人民和历史进步一边，立言为公，文章报国，它的“声音”才因承载真理与正义而变得难以被摧毁，并将赢得长久尊敬。

（作者係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文中小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