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一年，特朗普连续霸榜国际新闻头条，内外事务全面出击：对内政策尝试修复K型经济，对外事务激进地寻找个人中期选举和国家利益的“公约数”，对AI叙事提供更加友好的宏观环境。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核心是解决可负担性问题，特朗普的对内政策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从中可以明显观察到：货币的作用更窄，财政的作用更广，传统的经济政策框架正在被白宫行政权所替代。当大家在思考“新旧联储主席、联储独立性”等话题时，也意识到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行政手段越来越直接。未来一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白宫的“非常规经济政策”。

在此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越发重要。2026年将是特朗普将其行政权无限放大的年份：对内政策的功过是非，选民自有定论；对外事务的是非曲直，美元信用将作出反馈。特朗普今年“新三支箭”分别为：

行政手段 操控市场成本

特朗普试图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生活成本，而非依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换言之，特朗普也意识到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局限，降息只能让富有的人进一步感受到美国经济的“繁荣”。

K型经济表现为一部分“过热”，另一部分“过冷”，两者平均后在统计上呈现出恰到好处的状态。特朗普改善可负担性问题实质上是刺激K型经济中处于下方的“冷”端（即低收入群体和受抑制的就业）。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美国“工薪阶层”所对应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25年三季度进一步下行至53.8%，延续着2000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见配图），也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无论是减税还是更加直接的发钱，都会再次推升政府转移支付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引发更大的财政赤字压力。

特朗普改善可负担性问题的一篮子政策中最为直接的是信贷利率管制，即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以及住房市场干预，即推出50年期抵押贷款，并要求“两房”（Fannie & Freddie）购买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降低房贷成本。

此外，也不能忽视特朗普其余政策的延续，包括试图通过大幅增加石油供应来维持相对较低的原油价格；限制移民以试图推高底层工资并缓解住房压力，以及《大美丽法案》税收返还的实行。

在上述政策中最具有争议的是10%的信用卡利率，这将是有统计以来美国最低的信用卡利率水平。特朗普援引相关研究称“此举将节约居民部门1000亿利息支出”，这来自于当前1.2万亿信用卡余额（部分计息）乘以约12%的利率下降。显然，这种算法过于静态且高估，是特朗普继关税之后在数学领域暴力美学的又一代表。 

但这种强制性的利率上限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带来指令性经济的副作用。

首先是信用供给能力的下降风险，限制信用卡利率在10%无法真正降低成本，反而会导致银行因利差不足而停止向高风险（低收入）人群放贷。退一步讲，哪怕银行依然对低信用者敞开大门，也可能因为更低的利率（偿还压力）而形成道德风险。此外，金融部门对于信用卡类别资源供给的减少，并强行控制利率，却不收紧整体系统流动性时，资金的供需将流向其余不受限制的领域，导致更大的供需失衡和通胀（资产价格）压力。

指示两房购买2000亿的MBS（抵押贷款证券）则被看作是特朗普主导的行政版QE。虽然不是所有通过资产购买提供流动性供给都能被视作QE，但此举毫无疑问可以增加单一市场的资产需求，增加银行房贷的意愿，进而有限度地压缩房贷利差。

联储在2025年12月FOMC推出RMPs（储备金管理计划）后，就应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前，很难期待真正的QE。从本质上看，联储或者两房对于所对应资产（短期美债和MBS）的购买，都可以看作是对于此类资产持有者的“量化宽松”，但这无法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换言之，这相对更加利好金融市场，而非实体经济。

特朗普的行政手段能以“数量制胜”，进而产生积少成多的影响。但这些行政手段也离不开联储的支持，或者说联储降息依然更为直接，且依然是特朗普内政拼图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展开了对鲍威尔的新一轮司法压迫，司法部正式对鲍威尔开启关于美联储大楼装修费用的调查，这被视为强迫其辞职的政治压力。

鲍威尔即便辞去主席职务，也可能留任美联储理事以制衡行政权力的渗透。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明示哈塞特离联储主席渐行渐远，而更加倾向市场接受度更高的人选，但不确定性也变得更大，上周末还是凯文．沃什（Kevin Warsh），这周末又换成了里克．里德（Rick Rieder）。肉眼可见的是，特朗普的新联储主席人选对资本市场而言是“越来越友好”。

强抢资源 破坏国际规则

特朗普无论是闪击委内瑞拉，还是尝试巧取豪夺格陵兰岛，本质上都是攫取“美国国家利益，美国选民关切，和自身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除了小周期下对于实物资产的需求外，大周期下我们也明显看到了“能源”、“粮食”和“枪炮”等满足基本生存品的需求增长；这也会是特朗普推行美国“国企化”的重要目标，生存即战略。

“绝对决心行动”直接逮捕马杜罗，标志着门罗主义在21世纪的最强硬回归。宏观来看，这是为了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堡垒”，形成某种程度的“以油维政”。而特朗普近期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背后暗含着强烈的个人政治诉求，希望开疆扩土名垂千古，进一步加强其“强人政治”的标签为中选助力。

此外，也是为了实现三个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丰富战略矿产（格陵兰的轻／重稀土矿和各类资源），潜在算力基座（数据中心的散热需求，以及配合星际之门计划），新黄金航道（北极航道缩短欧亚贸易）。

如果结合最近的达沃斯论坛，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改变美国”的野心。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大谈达沃斯全球主义模式（过度依赖国际组织、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以及重视社会福利而轻视增长）的失败，认为需由特朗普模式（去监管化、大规模减税和战略性关税为核心的“美国优先”经济学）的经济民族主义来替代。

而围绕格陵兰岛关税威胁，特朗普和欧洲诸国的交锋之后的TACO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格陵兰岛风波”已降温为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达成的“框架协议”──再次证明了特朗普典型的谈判艺术──极限施压，羞辱欧洲，“无成本”获利。

特朗普所信奉的“Peace Through Strength”（实力求和平）也意味着，并没有太多国家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自然也就会看到美国打破更多的全球规则；关税、AI资源乃至直接的军事干预都会是桌面上的选择。而黄金、比特币这种内嵌对“系统性混沌”长期看涨期权的资产，将会迎接更加频繁的脉冲式事件冲击。

逆全球化 科技本土优先

特朗普在2025年7月23日举办的“赢得AI竞赛”峰会上对硅谷说：“赢得AI竞赛将要求在硅谷──以及硅谷之外的更远地方，建立一种新的爱国精神和国家忠诚。”换言之，他认为过去的美国科技巨头过于“全球化”，甚至在某些方面配合了竞争对手，而他要求这些AI企业必须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内托底K型经济、对外进行战略掠夺，实质上都是为了服务于AI的可持续性。没有人知道AI的“技术奇点”何时到来，也没有人知道AI技术未来发展的速率快慢，因此特朗普的前两支箭都是为了给AI营造一个更好的宏观环境。

2026年，AI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言，随之而来的私募信贷风险将会进一步聚集──我们已经看到更多比例的私募信贷基金持有AI相关敞口。尽管目前看来，AI热潮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表观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但这一热潮的持续性完全取决于AI企业能否兑现极高的盈利增速预期。

（作者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