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的韧性将持续显现，长期向好的态势不变，同时在新动能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持续累积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有望在体量规模及人均水平实现新的跃升。

理解中国经济政策，需要有系统性的思维，而中国经济由量变到质变凭借的正是系统观念、全局思维。客观上，由于中国所存在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必然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题。因而，早期中国催生了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新的模式，后来又通过经济特区的模式来推动形成改革开放的“窗口”，推动实现“招商引资”，从而带动早期各类初级产业发展，一步步建成“世界工厂”。经过长期积累，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跃升，连续十五年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不能脱离历史的土壤，也不能无视客观的发展条件、资源禀赋及制度环境。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特殊的国际内外发展环境。

过去成功的经验模式能否持续？需要从两个维度分析：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全球占比已今非昔比，加快转型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传统的增长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等逐渐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动荡。总的来看，深化改革仍是必选项，而通过连续性的政策，为深化改革创造比较稳定的政策环境，确保改革循序渐进，且更具灵活性。

发展政策坚持以我为主

“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宏观政策坚持“以我为主”，把握政策调整的主动权，确保政策工具箱的充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创设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避免了“大水漫灌”，同时依托结构性降息、定向降准政策支持薄弱环节，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央行累计10次下调政策利率。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至2025年9月末的3.67%，降幅2.5个百分点。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等重点领域贷款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二是财政政策的重点发力，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及适度抬高赤字率，充分发挥财政资源的显性效果，较快地推动经济实现复苏性增长，同时这些财政资源在收支平衡、总量和结构方面形成了较好的均衡，避免了大量过度举债。统计来看，2025年中国财政赤字率按4%左右，新增政府债务规模11.8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远超前几年的平均水平，但从国际比较上来看，中国政府负债率依然较低，远低于G20国家的平均政府负债率水平。

中国坚定发展制造业有深层次原因。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短期内发展新兴产业和融入全球化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薄弱、人力资本开发不足等难题，因而中国率先发展初级产品和加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推动中国完成了资金积累和技术迭代，形成规模效应后迅速转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统计显示，中国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6%，是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2.4倍；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11.97%提升到2024年的13.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稳步提高。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17.1%。

另一方面，中国在政策引导的同时，加大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中国制造2025年规划作出长远部署，主动适应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的环境变化，瞄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逐渐从规模效应转向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此期间中国培育一批世界级的跨国企业，比如华为、比亚迪、美的、海尔等。例如在创新驱动方面，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成为增长引擎，包括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都在双位数以上，跃升为工业机器人淨出口国。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有望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横向比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5.5%，同期美国、日本、德国这一比值分别为10.25%、20.58%、18.94%。

正是由于制造业的稳健发展，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主要体现为：（1）规模持续领先。自2010年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2）体系完整优势。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0个中类、500个小类及700多个细类的国家，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3）企业主体活跃。中国制造业企业总量已突破600万家，市场主体充满活力。其中，64家制造业企业入选2024年世界500强，并培育了超过14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1557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有为政府结合有效市场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现在的理论均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作为前提，但基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内生性的。由于发展条件的相似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也将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发展和转型中的困难，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归纳来看，有两点经验启示：一是借助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推动，各国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且需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充分挖掘潜力。二是根据一个国家不断演化的比较优势，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方法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形成了市场和国家功能的有机融合、互补，二者相得益彰。

比如中国的产业引导基金，已经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器。截至2024年底，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已达约3.35万亿元人民币，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即便从发达国家来看，要实现经济增至和体量规模的跃升，同样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早期的后发国家，起初都是在政府支持下发展工业、制造业等，包括汽车、电子产业、精密制造等，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以及低成本的信贷，在市场开发方面也依赖政府部门拓展经贸关系，以及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引导，包括科研资助、成果转化等。

因此，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正是利用后发优势较快地完成工业化。具体展开来看，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比较优势。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即后来者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先进技术后消化创新，创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发展速度比较发达国家快。

二是有为政府。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发展资本密集和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地发展起来，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会出现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这就是有为政府的来源。中国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成功，正是源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支撑。

三是有效市场。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需要有价格信号来指导企业家的技术选择，这些指导涉及他们将进入哪个行业，以及他们将采用哪种类型的技术。同时，还需要相对价格反映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以及相对价格重新反映要素禀赋稀缺程度的相对规模，从而引导企业家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中国通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金融资产投资等破解科技投融资困境，支持大量专精特新中小企发展壮大。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