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早期历史并非荒芜一片，而是一幅由海洋文明编织的繁华图景。

在香港历史研究的传统叙事中，若只依赖中原正史，难免会陷入“岭南边徼”或“荒岛叙事”的刻板印象。然而，阿拉伯商船上的香料账簿、欧洲传教士的远洋日志、东南亚史诗中的港口线索，恰恰拼凑出香港多元视角的历史记忆── 一个被国际商旅默默书写，却被本地文献轻描淡写的“隐形枢纽”，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际商船在此停泊补给，香料与文明在此交汇。

香港地区与海外的交集最早可上溯至唐宋时期，而记录这一跨洋往来的最早海外文献，出自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之手。

与中原正史侧重于行政管辖及海防视角不同，阿拉伯文献聚焦于贸易流程与民间交易场景。十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斯欧迪所著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虽然书中并未直接提及“香港”之名，但却详细描述了珠江口地区的贸易情况：“中国商船和阿拉伯商船在广州港交易后，常常在广州外港停泊避风，这个外港位于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之处。”这一描述与《新唐书．地理志》中关于“广州通海夷道”的记载高度脗合：“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一日至九洲石。”屯门即今香港新界西部一带，是船舶离开广州后遇到的第一个重要地标。

更何况，作为广州通往南海的必经之路，香港屯门、大屿山等海域，无疑是这些中国商船的重要补给与中转节点。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十四世纪中期访问中国后，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描述了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盛况：“中国海域商船如织，大型中国商船常驻广州外港，等待顺风驶往南洋。”近代的考古发现更是为这些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据。在香港屯门青山湾遗址，考古工作者出土了大量唐代青瓷碎片，其中包括越窰、邢窰等，这些瓷器的形制与九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著的《苏莱曼东游记》中“所产青瓷颇受西洋商人青睐”的记载相契合。

在一些东南亚古代文献中，也保留了有关香港作为中转站的贸易叙事。《爪哇史颂》这部被誉为十四世纪爪哇“百科全书”的宫廷史诗，里边详细记载了东南亚与中国华南沿海的贸易往来：“满者伯夷（爪哇古国）与中国华南沿海交往密切，中国商船携带瓷器、丝绸抵达巽他海峡，换取香料、珠宝。商船从广州出发，经珠江口外小岛中转，补充淡水与食物，再前往爪哇。岛上居民善长装卸货物，提供修缮船只服务，收取少量报酬。”

《爪哇史颂》所载的中爪陶瓷贸易往事，恰由香港与东南亚各地的考古发现，串联成清晰可辨的实物证据链。香港宋皇臺、大磡村等南宋遗址中，散落着大量“广东罐”残片，其器型制式与东南亚马来半岛、爪哇岛出土的同期器物，一脉相承；部分陶片还刻有与“南海I号”沉船文物相近的铭文印记，甚至有明确的“大观二年”（一一○八年）“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纪年，将这段贸易史锚定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南海I号”沉船上发现的佛山奇石窰、文头岭窰生产的酱釉罐，与香港出土的“广东罐”同属一系窰口，证实这些陶瓷经由香港中转，运往东南亚各地。

岁月沉淀的考古遗存，不仅为文献记载写下生动注脚，更清晰勾勒出香港地区在宋元时期已成为中国陶瓷出口东南亚的重要中转枢纽──在这里，货物得以集散、舟船得以休整，文明的脉络随帆影绵延至南洋诸岛。

随着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欧洲航海势力逐步介入东亚海域，葡萄牙商人与传教士的航海日志，为清代以前香港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详尽的域外史料。这一时期文献的核心叙事特征，是将香港地区纳入“南头”的地理范畴──在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新安县设立之前，明朝官方与民间均以“南头”统称珠江口东岸的大陆与岛屿，其范围涵盖今深圳宝安、香港屯门半岛及整个深港地区的海岛与海域。其中，《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里详细描述了屯门的地理环境：“此处有优良港湾，可停泊多艘大船，岸边有村落，居民以渔业与贸易为生，与广州商贩往来频繁”。这些记载并非虚构──明代郭棐《粤大记》中的《广东沿海图》明确标注，屯门为今香港新界屯门，周边的将军澳、黄泥涌、赤柱等地名，与今日香港地名完全对应，证明葡萄牙人记载的“贸易岛”正是香港地区的核心区域。

一五二一年的屯门海战，是中葡首次军事对抗。安东尼奥．加尔旺在《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旅行与征服》记载：“一五二一年，我们因拒绝缴纳高额赋税，与中国军队在屯门澳发生冲突。中国军队使用火铳与战船围攻我们的舰队，我们凭借火炮优势坚守数日，最终因补给不足突围。”而明代史料《苍梧总督军门志》则载：“佛郎机（明代对葡萄牙人的称谓）恃其火炮，剽掠海上，扰害商旅，朝廷命汪鋐率军征讨，大败之，逐其出境，恢复屯门海防。”虽然叙事角度不同，但这些记载相互印证，反映出香港地区在明末海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广州的“海上屏障”，也是中外势力博弈的前沿地带。

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的航海日志中提到：“南头之域的居民多以渔猎与航海为业，善用独木舟，与外来商人交易时极为精明。”这与香港考古发现高度契合：屯门、九龙湾等遗址出土的明代渔具、航海工具，以及带有贸易痕迹的陶瓷碎片，均印证了当地族群“以海为田”的生活方式。另一位十七世纪中期西班牙传教士则写道：“中国南方的香料贸易颇为兴盛，有一种名为‘莞香’的产物，多从一小港运出，其气味芬芳，深受士人喜爱。”这一记载与香港考古发现的明代香木种植遗址、蠔灰窰遗址完全脗合，也与香港得名的“莞香说”相互印证，表明明末的香港地区已形成稳定的农业、手工业与贸易体系，而非一些殖民叙事中所谓的“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

回望这段历史，海外文献中的“香江往事”告诉我们：香港的海洋文明基因并非始于近代开埠，而是植根于千百年的海上丝路贸易与文明互鉴之中。这些跨越山海的文字记载，不仅补全了香港早期历史的拼图，更为理解其作为“国际都会”的历史渊源提供了关键线索。香港历史从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融入到了广阔的南海贸易圈中，这里是商船往来的枢纽，文明交汇的舞台，其历史远比我们传统认知的更加丰富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