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听闻伦敦光华书店之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读到津门好友冯骥才的《雾里看伦敦》，其中有一段文字讲到了这家书店──

“光华书局”专门出售国内书籍，文艺、史籍、科技各类都有，虽然仅仅里外两间房，种类繁多而齐全，近些年国内出版的新作品和世界名著的中译本，几乎应有尽有；国内的主要杂志《人民文学》、《收获》、《十月》、《文艺报》等等，也都能见到，只是迟了两期罢了。无怪乎英国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们谈起当代中国文学情况来，知道得那么详尽呢。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对这家遥远的书店，就心生向往之情。因而，一旦有机会踏上英伦的土地，我便第一时间去寻觅这个爱书人的打卡之地──那是在一九九八年秋天。

这家书店地处唐人街的中心地带，就像查令街上的旧书店一样，涂着墨绿色的油漆。推门而入，浓郁的书香拂面而来，架上排列着各个时期的中文书籍和最新到埠的文学期刊。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读书人而言，还有什么能比在异国他乡突然见到熟悉的文字、嗅到熟悉的书香，更令人感到亲切的呢？

当然，令人感到亲切的，不仅仅是这里的书，更有这里的人。光华书店的创办人邓家祥先生是一位文化情结很浓很重的香港人，是新界五大宗族之一“邓氏家族”的后代。他十八岁就到英国打工，正赶上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时间，中国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邓家祥敏锐地发现，很多外国人希望了解中国，又苦于没有渠道。于是，他开始利用工馀时间，在海德公园摆摊出售中国书刊。令他吃惊的是，英国人买得最多的，竟是当时最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每天都能卖出上千本，最多时卖出六千多本。由此，他萌生了创办一家中文书店的想法。

在号称老牌资本主义“大本营”的伦敦，要创办一个以“红色中国”出版物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书店，其难度可想而知。周围的朋友们都劝他改弦更张，开餐馆、办商店，幹什么都能赚钱，何必要做书局？然而，这些都没动摇他的决心。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伦敦终于诞生了第一家专门出售中国书刊的书店，他为它取名“光华”，意思就是“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不过，开业之初的七十年代，国内出版业一片萧条，这使初生的光华常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幸运的是，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了，出版业重获新生，大量的新书源源而来，光华书店顿时生机勃发。营业面积逐步扩大，营业额节节上升，不仅华人读者经常光顾，很多洋人也乐于前来选书。英国各大图书馆、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也陆续与之建立了固定的业务联系。

天下读书人，原本是一家。自然地，我与邓家祥和其夫人林玮女士也是相见恨晚。彼时，邓先生已经鬓霜皤然，但心气依然很高。我初次见到他时，他正忙着组织伦敦唐人街为国内抗洪救灾募捐，那份热情那份真诚，令人望之心动。

在光华书店，免不了“寻幽探胜”，竟意外地发现了不少“前世遗珍”──皆是内地若干年前出版的线装古籍和画册，不少在国内早已绝版，殊为珍贵。但考虑到“银子”和“行李”等问题，那次造访我只背回了两本：一为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依据南宋刻本影印的宋人王巩的《甲申杂记》和《闻见近录》；一为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桃花坞年画》。

初识光华，印象深刻，我曾以一阕小令《忆江南》，记下当时的感受：“英伦好，最忆是光华。古典新籍传雅韵，汉风泽惠异园花。万里若归家。”

第二次造访光华，已是五年以后。邓先生苍老了许多，而待人的热情依然如故。因为团队的行程很紧，他让林玮姐径直把我带到书库去──“爱书的人，你不用请他吃饭，只管请他看书，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邓先生这句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儿里了。

林玮姐把我带到楼上的书库，那真是一个书的海洋，我一进去就兴奋起来。

这一次，我权衡着行李箱的空间，最终选中了一套大书《武梁祠石刻画》。林玮见我选中了这套书，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她告诉我，这部书不是公开出版物，是国内定向定制的学术资料，主要是供给大英博物馆和几个大学研究所的。人家定制的都取走了，只剩下这一套，是多订一套备用的。二十多年了，摆在书店无人问津。我们一直为这套书“抱屈”，今天，它终于遇到知音了……

这套书我只翻出三函。林玮说，应该还有几函。她左翻右检，又找出了三函，问我，你的行李箱能装下吗？我暗自盘算了一下，咬咬牙说：“装不下也要装！”下得楼来，立即把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彻底清空，腾出空间，把这六函《武梁祠》塞进了行囊……

装箱完毕，我到前台去找邓先生结账。邓先生沉吟着说，这套书，有点贵呦！我说，我在国内搜寻这套书很多年了，知道它的价格。这回，我带着足够的银子……邓先生看着我郑重其事的样子，噗嗤笑了：“因为太贵了，所以我决定……送给你了！”我一时错愕了。林玮在旁边也笑出声来：“这么珍贵的书，总算等来一个识货的人，我们都替它高兴呢！”一句话，几乎把我的眼泪都逼出来了！

转年春天，邓先生全家回香港祭祖。林玮姐从香港匆匆来深圳看我，一见面就取出一函《武梁祠》：“上次太匆忙了，你走了以后，邓先生整理存书才发现漏了一函没带走。他特意让我给你送来了！”我接过书，一时口齿讷讷，不知说什么好。林玮告诉我，邓先生事情多，今早就飞回伦敦了，不然他也会一起来的。他还说，你们做学问，一套书少一本，就残缺不全了……

说实话，这几十年间，我去过无数书店，也认识许多以书为生的朋友，但像邓家祥夫妇这样的书店老板，却为平生所仅见。所以，当我后来听朋友告知，邓家祥夫妇把凝聚毕生心血的光华书店，以一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我一点都不吃惊：这完全符合邓家人的行事风格！

二○二六年初，友人告诉我，邓家祥先生因病在香港仙逝。他走得很平静，走后也很平静。这也符合邓家人的风格。本来，我也应该尽力让自己平静面对的，但我做不到，因而写下了这篇貌似平静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