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愚人节刚过。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但无论哪种说法，此节都是西方舶来品，和我国无关。当下，愚人节承载了更多幽默欢愉，甚至整蛊的内涵。而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尼德兰地区便广泛流传着有关于愚者的谚语，不仅在勃鲁盖尔(Bruegel)家族的风俗画和版画中屡屡出现，更将一个“愚人船”的谚语入画通过讽刺予以警示。就比如，我两周前在德国科隆市的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Wallraf Richartz Museum)内便不经意间看到的一张由“荷兰黄金时代”风俗画家扬·斯蒂恩绘制的《愚人船》。

　　身为十七世纪荷兰共和国首屈一指的风俗画家，扬·斯蒂恩完全继承了从希罗尼穆斯·博世(Hi?ronymus Bosch)到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等尼德兰前辈画中讽刺和诙谐的元素。尤其是后者身为西方风俗画先驱之一，对斯蒂恩将民间寓言和谚语与现实社会氛围相结合的创作风格起到了重要影响。他将《愚人船》的场景选在了一个尼德兰村镇中，并巧妙地用建筑将画作一分为二，天空中的云卷云舒与前景村中的人头攒动形成鲜明的疏密对比。远景右侧淡蓝色的平缓山峦为画作提供了透视纵深，而喧闹的村镇中心似乎正在庆祝节日，最左侧一群男女手拉手围成一圈载歌载舞，一位风笛手正在为他们伴奏。前景的马背上一位绅士正在高举酒杯畅饮，和他身侧的红衣男女似乎一起在向最右侧的船只致意。当我们将目光随着红衣男子扬起左手的方向望去，坐在船正中央身穿灰袍、左手持烟斗右手扶帽檐的绅士应是在向他们还礼。相较于岸上的人群，船上八位乘客的肢体语言显然更加丰富。有正襟危坐的、有拉琴助兴的、有钓鱼上钩的、有趴船呕吐的……上述看似无厘头的画面细节，实则和《愚人船》概念的出处有关。

　　《愚人船》这个概念最早出自柏拉图《理想国》，而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地区所流行的谚语则源自比邻的德国。一四九四年，正值欧洲宗教改革前夕，对梵蒂冈教廷批判思潮的暗流涌动启发了德国诗人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撰写完成一部名为《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的长诗。全诗共七千三百零八行，分一百一十二章并配有一百一十五幅木刻版画插图。每个独立成文的章节均通过格言来描绘船上各类迷失人生方向、带有人性缺陷的愚蠢之人驾驶船只驶向道德毁灭的过程，进而映射并讽刺当时社会伦理和宗教意识。一四九八年，被誉为“德国最伟大画家”的丢勒(Albrecht Dürer)为这部长诗绘制了版画插图，其中就包括写实的《愚人船》。而这部带有丢勒版画的长诗自出版后迅速在德国、法国和尼德兰地区流行开来，随后启发了希罗尼穆斯·博世创作了更富盛名、现存巴黎罗浮宫的祭坛画翼屏《愚人船》。

　　博世在其《愚人船》中选择了一个在空旷背景中的近景船部特写。在一条狭小的木舟上，修女弹着鲁特琴为修士伴奏歌唱，身旁的船客有的在打斗、有的在饮酒，其中一位抱着船上的无根之树在船尾呕吐，持桨的舵手早已迷失了航向……博世的版本显然带有更多的宗教隐喻——他画中沉迷于世俗快乐的修士和修女试图暗示教廷早已失去了正确引导信众的能力，使得传教者都在时代的洪流中漫无目的地漂流。对比博世聚焦船部特写的祭坛画版《愚人船》，扬·斯蒂恩画中虽同样包含醉酒者、呕吐者和演奏者，但却在当时荷兰共和国信奉新教的时代背景下淡化了宗教元素，所有船客均以世俗化男女的着装呈现。以描绘“无序百姓家庭”闻名的斯蒂恩巧妙地将“愚人船”的谚语融入了十七世纪荷兰风俗画中。城镇中节礼日正在庆祝的人们，似乎正在欢送船上的一行人驶向未知的远方。而作品题目和船上人们的失态举止则突出了此作的本意——尽管宗教色彩淡了，但对愚者的讽刺内核却从未改变。

　　“那些愚人船上的人们，终将在狂笑和高歌中，驶向地狱之门。”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在《愚人船》中的诗句，为丢勒、博世和斯蒂恩等历代画家提供了创作灵感。他们根据文本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完成了各具时代特征的《愚人船》，哪怕在时隔数个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