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匈奴是典型的遊牧民族，有王廷僚属和层级化的地方长官

　　王明珂的《遊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遊牧部落》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八年）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作为学术著作，这本书写得秩序井然，

　　既有关於遊牧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文献回顾，

　　又对“遊牧”等基本概念作了界定和考辨，

　　这些无疑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而对於专业之外或非专业的读者而言，

　　它也是一本极好的文化读物。

　　这几年人们阅读中国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而且这种兴趣的对象又在从中原延展到边疆。

　　事实上，对边疆的深入了解也是反观以中原为支点的中国史叙事的必然要求。

　　进言之，领略边疆的魅力，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遊牧者的抉择》一书的意义也在於此。

　　“遊牧”之定义与辨析

　　“遊牧”这个词，对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说起它，人们或会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景象，抑或“只识弯弓射大鵰”的草原霸主。而文学作品譬如金庸先生的小说则塑造了胸口有狼头刺青的萧峰、温婉贤淑的华筝公主等重情重义的“遊牧者”形象。然而，揭开文学的面纱，祛除想像之后的“遊牧”究竟是什麼？我们惯常对遊牧者的认识是否有盲区或误解？《遊牧者的抉择》作出了回答。书中指出，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遊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化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

　　书中认为，对於“遊牧”，以往受到较多注意的是“牧”，对“遊”则重视不够，或仅诗意地描写为“逐水草而居”。事实上，对於遊牧者与农耕者，如果只看到一个以放牧为生，一个靠种地过活，这并不够，需要把注意力转到“遊”上来。“遊”或说“移动”是遊牧民族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只有“遊”才能“牧”。在“移动”中生存，对於遊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社会道德与价值观都有深刻影响。

　　因为这些人需要经常移动，财产就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多，单位人群也不能过大，还需要及时捕捉外界信息并进行高效的决策，以便迅速反应，相应地就容易形成看似缺乏“原则性”但符合生存需要的道德标準。而更深层次地看，这样的生存状态还积澱成为一种突破“边界”的能力和心理。而这些都是不同於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的。或许也正是长期浸润於农耕文明的我们需要格外汲取的。

　　对此，书中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範定在层层边界之中。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是我们所存在的空间，对於人来说，得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边界；过於乾旱的沙漠，荒寒的冻原，不宜植物生长的高原，野兽噬人的森林，难以立足的沼泽。层层的自然环境因素都对人造成种种‘边界’。在这些自然环境边界内，人利用种种办法来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也设法突破自然对人类造成的边界。”

　　而为了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的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又造成了一种群体组织形式的“边界”。况且，不止人类群体之间，在群体内部还有性别、阶级等造成的边界。为了维持这些“边界”，就形成了秩序，以及关於秩序的历史记忆。人们生活在这些记忆所组成的“历史”之中，接受和认同社会所建构的思想观念、风俗伦常等，这反过来又强化着“边界”的意义，使人们安於生活在“边界”之内，极而言之，安於生活的宿命。

　　本书对遊牧族群及其“移动”的研究，对不少历史细节作了考证或辨析，这显然可以更新读者的历史知识储备之外。比如《汉书》中有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的记载，作者推测应该是在河边或湖边的夏季草场，“各级首领及其随从的帐幕沿河密集搭建，聚落呈带状蜿蜒如龙—这或者便是‘龙城’之名的由来”；再如《后汉书．西羌传》中描述西羌社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作者从此分析了羌人部落领袖的母亲或祖母在部落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不过，对於非专业的读者而言，本书的研究还具有人生哲学的借鉴意义。正如王明珂在本书结尾处所说，“希望藉着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之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我们所处‘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而在我看来，何止知识人，我们每一个都处於各种各样的“边界”之中，每日裏又做着种种“抉择”，也就都需要修炼在“移动”中“突破”的素养。这也是我认为《遊牧者的抉择》具有溢出专业领域之外的魅力的重要原因。

　　遊牧社会成因及类型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本书的主题—遊牧族群。近年来，人们常常使用“大历史”这个概念，以倡导一种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大体和古人所谓“千百年眼”相仿。在我看来，王明珂的研究也是一种“大历史”。其“大”主要表现在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贯通。人类本从自然中来，而自然生态的变迁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文明形态及其演变，都具有本质的意义。贯通自然与人文，或者说从天人之际书写历史，其实是一种有价值的写作範式。二十世纪前半叶十分兴盛的“社会进化史”著作，大都从自然演化与人类起源谈起，一时间洛阳纸贵的赫尔利《人类简史》也是如此，各家持论虽有不同，总体史的路向却异曲同工。

　　相比而言，王明珂的研究更加“写实”。《遊牧者的抉择》时时提醒读者，应从生态变迁角度看历史进程。他曾提出，形成华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是公元前二千年至前五百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之北的人类生态变化。这场变化一方面塑造了华夏中原王朝，另一方面则是黄土高原北方的遊牧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在这本书中，王明珂又更加细緻地研究了华夏的北方边缘。

　　书中写道，遊牧族群为了应对风险较强的环境，往往以尽可能小的人群单位谋生，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分散且经常变化的水草资源，以及逃避风险。於是，就形成了一种“分支性社会结构”，也就是一层层由小而大的社会结群，构成非经常性的社会结构。当威胁来临，小群体就会联盟抗敌，而对抗结束之后，小群体又会恢复独立自主的遊牧生活。在汉代中原王朝与北方遊牧部族的互动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遊牧社会，即蒙古高原的匈奴、甘肃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

　　这三种类型在组织形态上各不相同，西羌以一个个分散的“部落”形态存在，乌桓与鲜卑结集为“部落联盟”，匈奴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具体而言，匈奴有王廷僚属和层级化的地方长官，乌桓与鲜卑则依靠推选出来的“大人”维持部落联盟，正如《三国志》中所言“常推募勇健能理决鬥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而西羌的各部落更是只维持一种应付战争需要的暂时结盟。这种差异在史籍中多有记载。比如，汉晋文献中常有数百个羌人领袖向汉帝国投降的记载，类似的记载却没有出现在对匈奴的描述中。这说明在匈奴单于有权决定和或战，而在西羌，这事却由每个部落自己做主。

　　王明珂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仍需要从遊牧经济本身寻找，因为社会组织形态是遊牧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同时，遊牧人群与外在世界的互动关係对於其社会组织类型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外在敌对势力之强弱也塑造着遊牧族群组织结构的样貌。比如，匈奴、西羌、鲜卑都和汉帝国做生意，也都向外掠夺物资，但和匈奴、西羌不同，鲜卑最有“商业头脑”，对“财货”最感兴趣，常以商品为掠夺对象，而少有掠夺牲畜的记载。这与鲜卑活动的辽西地区处於多元经济生态的边缘、做买卖的机会较多有关。而匈奴之所以凝聚成“国家”，则是对华夏帝国形成的因应之道。

　　历史本相与历史表相

　　如前所述，《遊牧者的抉择》除了让我们换个角度认识遊牧族群，并从中获得思想启迪外，在治学方法上也颇可称道。书中提出了“历史本相”与“历史表相”的概念。这对概念借用自布迪厄的社会本相与表相，但做了改造。王明珂把历史事件视为“表相”，而把其背后的生态变迁视为“本相”。“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相，它们产生於一些历史本相；更準确地说，它们产生於在某种历史本相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

　　发生在华夏边缘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比如匈奴的兴起、分裂与迁徙，西羌诸部的争战等，都应两个“历史本相”而生，“一是，蒙古草原、东北森林草原与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二是，更基本的，中原王朝所维持的北方资源边界”。这些历史本相在汉代已经形成，在其之下人们的行动选择如“单于南下牧马”或“汉将直捣黄龙”都是“历史表相”。

　　王明珂认为：“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於明清，北方遊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的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

　　不过，历史表相并不是完全被动或不重要的，相反，它不只强化和延续历史本相，也在逐渐修正和改变历史本相。用书中的话来说，“每一个历史事件—被书写历史所记载的以及不被记载的—都强化、修饰或改变历史本相，端视历史上的行为者对现实本相的顺服、修正或违逆”。也就是说，“历史中‘人’的行动抉择，也就是‘人’突破环境、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等种种‘结构’边界的意图与作为，能逐渐改变历史本相”。诸如汉至魏晋时期“五胡”部族深入长城内，明清时期的汉人农民闯关东，清代汉商深入蒙古草原等，都是突破边界与历史本相的作为，也都在起着改变历史本相的作用。而更大的改变则莫过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洗礼下构建近代民族国家，从而奠定了历史演进下的新的历史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