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晓声著《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或许因为我们国家城市生活的历史还不够悠长和深刻，或许因为我们把握城市生活的文艺思维与语言还不够娴熟，在当代文艺史上，比起农村题材来，城市题材的厚重之作并不多，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则更少。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则提供了这方面的样本，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谱系。在这部一百一十多万字的巨著中，作者梁晓声以北方省会城市一户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描写了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以平民视角观察历史变迁，既让人为人间烟火中的道义担当感动，又让人思考人性的複杂。

　　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对於创作者而言，尊重并理解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技术。如巴金先生所言，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有灵魂的。《人世间》就是这样的作品，是来自生活的馈赠。在这部书中，作者始终保持了平视生活的姿态，不动声色地讲述生活本身的故事。如果说生活是一条河流，那麼《人世间》好比一条不以人力控制的小船，漂浮在河流之上，任由河流本身的走向和力量，驱动着或前行或后退或打转，阅读者如同坐在船上的客人，很快就进入到河流自有的生命节奏中了。於是，在小说樸素直白的语言中，我们被书中的人物所感动，随着他们的命运沉浮而心情起伏，在他人的生活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

　　顺生活之流而下

　　《人世间》的故事是从一九七二年真正开始的，一直写到了当下，横跨四十余年，不可谓不长。而这半个世纪，也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那些宏大的历史，构成了书中故事的大背景。作者以普通百姓的视角，对宏观历史变迁作出了属於《人世间》的叙述。比如，一九七二至七三年，是“文革”浩劫中的一个转折，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的趋势。对此，书中是这样写的：“一九七三年春节，比一九七二年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A市的市民可以买到中国用大米从朝鲜换来的明太鱼了。”再如，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大潮之下，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化领域更是如此，既经历着经济潮流的衝击，又面临着政策调整的考验。在书中，周秉昆所在的《大众说唱》杂志社办演出公司、到南方“走穴”的曲折命运对此加以呈现。企业转制改革，又是关係许多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周秉义主政的军工厂的改革充满了悲辛，“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厂服上的厂标涂黑，但工作服的样式还是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他们还在农贸市场卖自己成套的工具，以及以往省下的劳保用品，获奖所得的毛巾、肥皂、笔记本……这样的细节无不来自於生活，也只能来自於生活。

　　作者的叙述不动声色，就像草木的自然生长与凋零，然而，这段历史的过来人或稍知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看似平静的水面背后，是激荡磅礴的历史潜流，它埋伏在生活之湖的深处，一波又一波地衝击着社会的结构，直到将其面貌完全改变。最近几年，内地出现了不少以改革年代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如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作品都把笔触对準改革者或创业者，如果说这样的处理是直接关注到了改革的A面，那麼，《人世间》则从改革的B面透视改革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变化，把更多的笔墨给了改革巨变的“承受者”。正如作者在书中直言，“改革年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面对当官的吕川“阵痛将是难免的”的论调，昔日的老友孙赶超拍案而起，“凭什麼要我们忍受‘阵痛’，让一小撮人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作者让这些在历史和文艺中经常“失语”或者平面化为忍受变革“阵痛”的人，站立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而且，作者对生活本身的观察、尊重和理解，使他得以用生活的刻度理解历史的进程，而不是在历史的刻度下寻找所谓“生活”，他的叙述也就具有了一种坦蕩、通透又无畏的特点。

　　现实主义与历史感

　　在《人世间》静水流深地叙述中，又渗透着作者的反思和批判，与前文谈及的历史叙述一样，它依然是从百姓视角发出的，虽不高亢但执拗有力，构成了瀰漫全书的一种特殊音调。最明显的是对阶层和社会地位差异的描写。周秉义的妻子郝冬梅、周蓉的恋人蔡晓光都是与周家地位悬殊的官二代，周秉昆在工作中也结识了居於高位的老幹部。这就为展示不同阶层的生活、观念的衝突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衝突不是通过激烈的矛盾体现出来的，而是与全书风格一致的纾缓、平静的叙述中言说的。有时通过书中人的心理活动或语言，有时则是作者直接出面的分析。比如，周秉昆在生活中发现“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动走动也是种慰藉。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麼一种关係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翻遍全书，周氏兄妹碰到难题时，几乎都是掌权者或者他们的子女“仗义出手”，才得以顺利解决。这也恰好解释了周秉昆发现的平民的心理何以形成，也把社会中深刻与残酷交错的肌理展现得清清楚楚。

　　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把“不平等”直接刻画为群体对立，更没有表现为某个具体人物的“恶”，相反，书中不论位高者还是卑微者都在思考着这种“不平等”。周秉义的岳母金老太太是老革命，在和同样是老革命的曲老太太聊天时说：“近来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幹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和普通老百姓结成了亲家。”这正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态度，它要求作家历史地看待现实，在保持历史理性的同时，又对现实给予人文关怀。

　　全书结尾时，周秉义因病去世，半年左右，郝冬梅再嫁了，两人举行了洋派的婚礼，神父主婚、儿童唱诗班唱圣歌。得知这个消息，周秉昆有些失落。再见到郝冬梅时，他的心情更为忧伤。当时，郝冬梅“穿件貂皮大衣，脚上是半高靿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郝冬梅略微胖了些，气色很好。她到韩国做了整容，小手术恢复得快，感觉一下子年轻了五六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他们简单寒暄之后，就各走各的了。秉昆不知不觉流泪了，“他意识到一个明确的事实——郝冬梅是他嫂子的这一层关係，历史地彻底结束了。”他们和曾经的嫂子“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在前文中，作者曾分析过周秉义和周蓉与官二代郝冬梅、蔡晓光的跨越阶层的姻缘，得益於三个条件，一是颜值高形象好，二是善良正直，三是热爱读书，然而，这一切真正发挥作用，终要靠任性的“扳道工”。读到这裏，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魅力，也深为作者强烈的历史感点讚。

　　具有乌托邦意味的郑娟

　　如前所述，《人世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作者塑造了以周志刚一家人为中心的“平民好人”的群像。在这些人物身上，作者寄讬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周秉昆的妻子郑娟。在我看来，这个人物是理解三卷《人世间》的钥匙，读懂了郑娟，才能读懂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大书裏的精神内核。

　　郑娟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如果说周秉义、周蓉乃至周秉昆的人生都或深或浅地与时代变迁联繫在一起，那麼郑娟简直是一个与时代隔绝的人。她的故事完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时代。她与世界的风云变幻无关，她甚至没有“前史”可言，她是卖冰棍的“母亲”捡来的。她有个弟弟，是盲人，也是捡来的。母亲靠卖冰棍把两个人拉扯大。与权贵相比，生活在“光字片”的周家，已是社会底层了。郑娟则生活在这个底层社会的“底层”。周秉昆受“瘸子”之讬，第一次去找郑娟时，发现她家的居住环境是这样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裏根本没有砖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子——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示。”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是歪斜的破门，第二道门后就是唯一的一间住屋，十五六平米，“有一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麼东西。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

　　周秉昆与郑娟的爱情历经波折，几乎是最不被祝福的，却又是最坚贞无瑕的。表面上看，周秉昆拯救了郑娟，把她从悲惨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给了她爱情、家庭，在更深的层面，则是郑娟拯救了周秉昆。如书中写道，周秉昆第一次见到郑娟后，就感到“自己一下子变成活了一百多岁的老人似的，彷彿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内心堆积的那些髒东西，也被冲走了。郑娟的存在，是全书现实主义主基调裏的一抹浪漫的乌托邦。作者对郑娟的描写，渗透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神性，不但令这个人物光彩夺目，而且给最普通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凡俗生活赋予了高贵的品格。周秉昆因刊登反对“四人帮”的诗而入狱后，郑娟毅然担负起了照顾周家老小的重任。儿子周楠在美国见义勇为遇害后，周秉昆当即吐血昏厥住院，郑娟表现却得相当坚强。她保持镇定，赴美处理后事，拒绝了基金会的救济，表现出了大度和宽容。在美国的追思会上，她说“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竟然不是一个好人，那麼他不管多麼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麼悲伤，同时就有多麼欣慰……”这番真挚的话感动了参加追思仪式的所有人，让美国人对这位中国母亲充满了敬意。

　　梁晓声说：“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準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麼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从读者的角度，我以为，《人世间》完成了他的心愿，在百万字的鸿篇巨製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从前的故事、故事裏的中国，而且读到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人及其子女的人生悲欢。他们是中国平民中的“精神贵族”，持守着与人为善、律己向善的心念，身体力行着梁晓声致力追求的“好人文化”，把生活馈赠的一切分赠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