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的口述回忆。这些年，口述史十分兴盛。一些口述全以传主为中心，即便提到历史事件和其他人，纵然这些人和事十分重要，也一律处理为传主的“背景板”。《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一反流风，内容并非全是樊锦诗个人事迹，结构也不以樊的人生大事为线索。而是如“自序”中所言，撰写者顾春芳在採访的基础上，又查阅了大量敦煌研究资料，把樊锦诗的个人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她个人为之奋鬥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樊锦诗对於文化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甚至说出了她“想说而说不出的话”。

　　可见，口述者和撰写者达成了某种默契。记录樊锦诗目的在於记录敦煌，记录一个人的人生是为了讲述一群人的故事，以及他们承续和创造的文化史。樊锦诗的人生，莫高窟人的群像，以及敦煌史，在书中交织并行，强烈的互文效果映射出信仰的光芒。借助於樊锦诗这一敦煌文化讬命之人，这本书为一种不灭的精神立传。

　　作为口述史，樊锦诗的人生经历是本书的重要线索。樊锦诗说，“我和敦煌的关係开始於年少时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她想得特别美妙。”晚年回顾人生时，她又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樊锦诗，其实樊锦诗没什麼了不起，我樊锦诗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能够为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地方做一点事情，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可见，当樊锦诗走过曲折艰辛的中年，来到辉煌淡泊的晚年，对於敦煌之梦的美妙已有了新的感悟，而她全部的心力也融入了这个梦中。

　　敦煌的历史、文化与保护，则是另一条线索。在这悲壮历史和璀璨文化背后，站立着一群人。从张议潮到乐僔和尚，从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到张大千、向达，从季羨林到饶宗颐，特别是扎根敦煌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李云鹤、窦占彪……，以及从樊锦诗手裏接过接力棒的中青年团队。当然还有为了樊锦诗来到敦煌，在莫高窟北区考古作出开创之功的老彭，说起他们与敦煌的故事，樊锦诗如数家珍，似乎比讲述自己更有兴致。这些人正是与她共同心归敦煌之人，也是把生命融在一起的一群人。正因如此，《我心归处是敦煌》把“口述”和“史”较好地结合起来，具有一种範式的意义，除了讲述敦煌故事，也为口述史的写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