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阎连科新著《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

　　近些年来，虽然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生存与写作困境，但作家阎连科的写作意志却丝毫未见衰减，在继续从事他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创作的同时，作家也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带有鲜明自传性色彩的非虚构文学这一文体的写作上。从《我与父辈》，到《田湖的孩子》，再到这一部《她们》，阎连科非虚构文学写作的视野始终未曾脱离一直为自己所魂牵梦绕的故土。这一次，在《她们》中，进入阎连科关注视野的，也正是以他自己家族中的女性为核心的一众长期生活在那片故土上的乡村女性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所关注和书写的，并不是少数切合时代思潮的女性成功者，而是数量更为庞大的充满苦难的乡村女性，并发出了夜枭般的批判声音。面对这些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女性形象，阎连科提出了“第三性”理论。所谓“第三性”也就是女性之他性：“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波伏娃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她们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她们必须有‘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阎连科对一九四九年后女性境遇深入思考的结果。

　　跨越三十年的“偿还”

　　首先，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前三十年”，女性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影响下，走出家庭成为了像男人一样的劳动力。然而，问题在於：“在劳动场域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外的任何场域裏，那些男权世界的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和固有。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时代最出力流汗的劳动场域才能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那麼，我们怎麼去想像自由、平等、平权这些关於女权主义的理想、诉求、理念与精神？会不会在这些光辉的词语下面想到侵佔、剥削、佔有、预设、预谋等等这些词彙呢？”很显然，依照阎连科的观察和分析，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解放和张扬，莫如说是借助於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女性进行的更加肆无忌惮的公然剥夺与侵害。

　　其次，进入“后四十年”，即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儘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已经逐渐淡化，但中国的乡村女性们却并没有由此而获得真正的解放。在生存的压力和物欲的刺激下，“第三性”的特征在改头换面后，再一次出现在女性身上。只是这一次，“市场、金钱和欲望，这些看似自由地摆在社会文化裏的现实和精神物，却又似无形之手和无形的力，让女性自己去拿起那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从这个角度来说，到了“后四十年”期间，中国的那些乡村女性“自觉”、“自愿”地将自己转变为“第三性”的行动，其实是她们被生活所迫、被物欲扭曲异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借助“第三性”理论，阎连科找到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帮助作家更深入透彻地理解把握、并书写出了“我家族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的生存状况与命运遭际。《她们》中，不惜以触犯刑律的卖淫方式拚命收集各种手錶的髮廊女赵雅敏、五十七岁时命丧亲子马小飞之手的杨翠、“女同”吴芝敏、因为性生活而坚决要离婚的仝改枝，乃至阎连科的母亲、大姐、二姐、嫂子等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乡村女性那样一种堪称斑斓多姿的生命样态。

　　一位男作家的自省

　　而在诸多女性形象中，最核心，同时也最切合前述“第三性”理论的一位乡村女性形象，都只能是在文本中被单独列为一章的阎连科的母亲。母亲可以说是无休无止劳作的农村女性的典型代表。在阎连科的记忆裏，母亲除了如同父兄一样一直参与着乡村裏所有的劳动项目之外，也还必须承担男人们的后勤比如做饭、做衣等生活的使命。因为母亲会裁缝手艺，她便在无形中承受了更多的劳作使命：“像一个诗人不停地写下的句子样，母亲在缝纫机上写着农家日子的长篇叙事诗，述说着她和乡村女性及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唯其因为如此，当阎连科从一位大夫口中听到“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折腾了”的时候，方才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一种感慨：“不知道他是夸讚还是嘲弄我。但是我知道，如我母亲样的女性们，在我们村裏和那块土地上，不是几个、十几个，而是几十、上百个，上百、上千个。在她们的一生命运中，家务和劳作，被传统灌输为那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事，宛若她们生而为女人，生而就该和男人一样去幹‘男人的事’，并且丝毫不能丢弃‘生而为女人的事’。於是间，衰老提前到来了。疾病提前到来了。通往村街小藥房的路和走向镇医院、县医院及洛阳、郑州大医院的小道和公路，乡村妇女的脚迹远多於男性、男人们，成了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与‘女性问题’息息相关的乡村女性生存的必然了。”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如同母亲这样的乡村女性总是在过度劳作的缘故，所以她们才会呈现为晚年母亲一般的模样：“矮胖、醜陋和不堪，白髮缕缕，下巴双重，垂吊的乳房如同麻袋的岁月和女人生命史的沉沉暮暮都在她身上样。”因此，阎连科“第三性”理论的提出，也毫无疑问正是建立在他对如同母亲这样的乡村女性大量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以真切纪实为根本诉求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既能提出带有明显原创性色彩的“第三性”理论，也能鲜活透闢地描写塑造出以母亲为突出代表的一众乡村女性形象，阎连科的《她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相当罕见的一部文学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