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太宰治著、张嘉林译《斜阳》繁体中文版

　　大约打我记事开始，家中有的藏书总会随着父母的迁徙，出其不意地浮现出来。以一种狭路相逢的方式，出现在你眼前，然后隐遁，待到下次搬家时再出现。我的记忆裏，每每不期而遇的，就是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斜阳》……

　　或许是因为太薄，或者是因为封面设计的单调引不起我的兴趣，屡屡与它错过。直到高中时搬家，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再次看见它，於是我坐在纸箱上，在能看见灰尘的飞舞的夕阳光线裏，信手打开。

　　然而此后就没有再放下，直到天一点点地黑下来。当我终於阖上书，心中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当然，现在可以用“丧”这个字，精準地一言蔽之。但在当时，这种感觉的微妙，足以对一个高中生产生打击。儘管在多年后，看到有关此书的诠释，提到在结尾处“胸抱彩虹，向光而生”，但仍然无法覆盖那时的感受。这就是《斜阳》在内地的第一个译本，译者张嘉林。

　　不难理解，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太宰治的追逐，不同於对三岛、川端与大江，浩浩汤汤，拥趸对太宰的爱永远似暗湧，隐而不见，平日积聚，适当时便喷薄而出。2009年，其诞辰百年，生田斗真演绎《人间失格》，集英社藉着这股文学热潮，邀请漫画家小畑健重新绘製太宰治的名作，製作了4集同名TVA；2019年，其诞辰110周年，蜷川实花再次执导同名影片，主角则从叶藏转为太宰本人，演绎其与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位女子的传说，此片集结小栗旬、宫泽理惠、泽尻英龙华、二阶堂富美，阵容可观。其英文片名令人玩味：《No Longer Human》。

　　这是太宰对其一生的自白，也是挂在文艺青年嘴边的金句。但是，这稍带无赖感的言词，何尝不是他向这个世界的示弱。大约我们看到的，是他一生的喧哗，以《人间失格》中的夫子自道，“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出身豪门，立志文学，师从煊赫；曾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却中途脱逃；放浪形骸，热衷阅读《圣经》；四度殉情未遂，39岁与最后一位情人投水自尽。所以，如果难以理解他对困境的逃避与无助，那麼《斜阳》给出了答案。

　　笔触间逼人的冷静

　　《斜阳》写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故事。“贵族”这个词彙，在当下似乎已被概念化为“Positional Goods”，和某些话题相关。或者是第六季后《唐顿莊园》电影版的上画，或是中国某地产界大鳄的太太所创办的速成班，抑或是某个女明星的风光大嫁。总而言之，是个似是而非、又镀着金属色泽的词彙。大约很少人，会将之与消沉相连接。

　　然而，太宰向我们展示的，是个晦暗的贵族故事。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脱胎於他的情人太田静子的日记，但可视为他本人的自传。儘管太宰终其一生的创作，都似乎在写自传，但这本的特殊性，却在於他笔触间逼人的冷静。

　　那就从太宰的贵族出身说起，关於这一点，曾遭受过三岛由纪夫的嘲笑，因为其底裏的乡野与鄙俗。太宰出生於青森县北津郡金木町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多额纳税的贵族院议员。儘管津岛（太宰治本姓）是津轻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但却是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迹。这是他心中块垒，便在《苦恼的年鉴》中自称“我的老家没有什麼值得夸耀的家谱”，“实在是一个俗气的、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换言之，原生家庭的“土豪”出身，使得太宰对所谓“真正的贵族”抱有一种憧憬与执著，成为其念兹在兹的“名门意识”的核心。

　　小说的首章，藉主人公的弟弟直治直口说出了有关“贵族”的辩证。“有爵位不代表是贵族，有人即使没有爵位，也是拥有天爵的贵族。”相对於抨击他的伯爵友人岩井的庸俗，他认为自己的母亲才是“真正的贵族”。而主人公的佐证之一，就是母亲的用餐方式，一种并不符合“正式礼仪”的饮汤方式。

　　“就说喝汤的方式，要是我们，总是稍微俯身在盘子上，横拿着汤匙舀起汤，就那麼横着送到嘴边。而母亲却是用左手手指轻轻扶着餐桌的边缘，不必弯着上身，俨然仰着脸，也不看一下汤盘，横着撮起汤匙，然后再将汤匙转过来同嘴唇构成直角，用汤匙的尖端把汤汁从双唇之间灌进去，简直就像飞燕展翅，鲜明地轻轻一闪。就这样，她若无其事地左顾右盼，操纵汤匙，就像小鸟翻动着羽翼，既不会洒下一滴汤水，也听不到一点儿吮汤和盘子的碰撞声。这种进食方式也许并不符合正规礼法，但在我眼裏，显得非常可爱，使人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贵族做派。”这个段落十分美好，好在太宰向我们展示的对於贵族的理解，其基準恰在於对於规矩与禁忌的废离，是一种“脱轨的行为”。母亲如此自由地破除着贵族的成见，信手抓着食物，毫无愧色。这一段描述深得我心，或许因为自然与自信，才是高贵的源头。而和子认为，如果模仿，则是东施效颦。事实上，在这部小说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和子对母亲的钦羨，那种对美的、无条件的仰望。

　　而此时这个家庭，乃至其所依存的基础，已是日薄西山。不得已变卖家产，搬去乡郊，母女相依为命。这裏有颇具象征意味的一笔，“从那时候开始，妈妈已显著有了病态，而我却反而渐渐出现粗鲁、下流的味道，好像不断从母亲身上吸收着元气，而变得越来越胖。”二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旧式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工业化的道路，且进且行，步履蹒跚，带来是阶层的重新洗牌。“道德过渡期”必然带来一系列难以定义的礼崩乐坏，而和子的弟弟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多余人”。与姐姐顾念母亲，将精神寄讬於往日、并对未来有所憧憬相较，弟弟直治显然是更为无望的。在篇末那份绵长的遗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时代的悼词。他对家庭，有天然的离弃与抗拒，渴望自己变得“强悍粗暴”，变得像自己那些“平民百姓”朋友── 所谓一般人一样，并视为自己的出路。但是他又是如此的无能，连喝酒都“头晕眼花”，“除了毒品之外的一切，都不行”。他抗拒优雅，模拟粗鄙，但是依然无法摆脱贵族可怜的自尊心，在与精神导师上原的交往中，忍耐着被施捨的痛苦与绝望。

　　作家的自怜与自悼

　　他写道：“我还是死了好。我没有所谓的生活能力。没有因为钱的事与人争执的气力。”我们会很自然地在直治身上看到太宰自己的影子。换言之，这对姐弟是太宰身上名门意识的一体两面：对旧日的钦羨与抗拒的交缠。姐弟之间的相爱相杀，他们甚至为同一个男子所吸引。而作家上原的存在，无疑又是以作者自身作为原型。这就使得小说的人物之间形成一种多棱镜式的谱系。姐姐和子，最终与上原肌肤之亲，只是因为对这个男人的“可怜”。这种交合，又何尝不是太宰的自怜与自悼。他在自己的另一篇小说《维荣之妻》中塑造了一个潦倒而清高的作家形象。弗朗索瓦．维荣，是法国中世纪末期诗坛先驱，才华横溢，一生不羁，历经逃亡、入狱、流浪，而成为了放浪无赖者的代表。这其中无疑是太宰的自行标榜，投射出类似纳西索斯式的自我垂怜。换句话说，也是为其与生活博弈方式的自辩。

　　直治遗书的结尾是：“姐姐，再见了，我是贵族。”以一种隐约间的宿命，与早前离世的母亲殊途同归。而留在世间的姐姐，怀着不知父名的私生子，却声言要和古老的道德观作战，“準备像太阳一样活下去”。这个家庭，随着它的离析，完成了在历史中的使命。而太宰曾录下了魏尔伦的诗句：“上帝选民的恍惚与不安俱存於吾身。”其在1948年，即是这部小说完成后的一年，收束了与时代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在数次生死实践后，终於到达了彼岸，而留下了与世人之间迷雾一般的结界。十分弔诡的是，太宰治诞辰百年，《斜阳》中私生女的原型、太田治子完成了她长期无法直面的传记，《向着光明：父亲太宰治与母亲太田静子》。 （文中小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