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在以提振消费为重点全方位扩大内需的框架下，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厘清中国消费规模增长的潜在路径，对当前宏观政策导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若能通过“提高消费倾向、重构消费结构、激活消费群体”三方面协同推进，未来5年理论上可新增约25.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消费规模。

　　一是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根据2000至202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估算出目前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66%左右。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增强，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回升趋势。美国经验表明，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政策响应性，提升其水平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可以通过有效制度设计加以实现。

　　假设以当前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66%）为基准情景进行理论数值估算，那么2025至2029年累计居民消费规模为约230万亿元。若2025至2029年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步提升至70%，则理论上可新增消费规模7.1万亿元；若可以提高至75%，则理论上累计消费规模可增加至245万亿元，较基准情景多出14.9万亿元，显示出边际消费倾向提升可以带来的潜在内需增量。

　　二是服务消费的扩大。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为43%，显著低于美国（69%）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近年来，随着服务消费趋势加强，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明显快于商品类，表明服务消费正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方向。理论数值估算显示，以当前43%的服务消费占比为起点，若按照过去十年来的平均变化速度，服务消费占比将在2029年提升至51%，那么对应2025至2029年累计消费规模约为230万亿元；若以较快的变化速率将服务消费占比提升至53%或55%，则理论上可分别增加14.9万亿元与29.8万亿元，总体规模分别达到约245万亿元与260万亿元。

　　这表明，推动文旅、健康、教育、养老、讬育等服务类消费发展，不仅能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也具备显著的增长乘数效应，或将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三是收入分布差异的缩小。从城乡结构来看，根据2000至202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计算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86%，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55%。这说明农村居民在获得新增收入后的消费意愿更强。理论上，若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为基准情形，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将保持在8%左右，5年累计消费规模将达到近58万亿元。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提高至10%、12%，则将分别带来3.5万亿元与7.2万亿元的消费增量。这进一步说明，扩大农村转移支付、提高农业附加值、支持农村创业就业，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也是撬动消费潜力的重要路径。

　　在不考虑三种增长空间之间交叉影响的理想情形下，若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步提高至70%，同时服务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逐步提升至53%，并叠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在历史平均基础上提高2个百分点，则数值估算显示，未来5年内可累计释放约25.5万亿元的新增消费需求。其中，服务消费占比提升一项就可贡献14.9万亿元，将成为拉动内需扩张的最主要力量。这不仅因其基数低、空间大，更在于服务消费往往与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高频次、高附加值需求紧密相关，具备更强的乘数效应，是挖掘消费潜力的关键通道。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全面提升中国消费水平与结构质量，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协同发力。

　　首先，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激发结构动能。支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重点在教育、医疗、文旅、养老、讬育等领域加快优质服务资源布局，激发新型服务消费场景。

　　其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安全感。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步伐，扩大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覆盖面，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建设，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稳定性，从而释放当期消费意愿。

　　再次，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消费基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其消费能力与信心，推动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稳步上升。

　　最后，强化农村消费支持政策，释放下沉市场潜力。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鼓起农民“钱袋子”，增强农村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

　　（作者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