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球格局在动荡中深度演进。美伊军事冲突全面爆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推高国际油价，全球供应链进一步断裂。在此背景下，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巩固经济韧性”为核心目标，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置于发展的核心，筑牢根基。而香港则制订了首份“五年规划”，以“主动对接、深度融合”的姿态，将自身发展纳入国家大局。

笔者认为，此举不仅是香港首次以系统化框架勾勒未来，更是其在百年变局中，从“超级联系人”迈向“超级增值人”的关键一步。

眼下各国已意识到，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强劲的经济体系，是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课题。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在此逻辑下，以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加大对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为香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转向积极治理思维

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国家发展的强大支撑，为香港带来了庞大的市场与机遇。然而，机遇不会自动转化为成果。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标志着政府正从过往的“积极不干预”，转向“有所为、有规划”的积极治理思维。

笔者认为，香港的五年规划，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三大突破。

第一，是产业格局的重构。五年规划以北部都会区为核心载体，大力发展创科产业，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格局。北都面积与未来人口均占香港三分之一，其战略分量不言而喻。从沙岭数据园区批出、为香港带来现有算力36倍的增长，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科研人才，再到“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推动先进制造，香港正系统性地为创科产业提供土地、基建与政策支持，为经济注入新质生产力。这不仅是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更是经济动能的根本性转换。

第二，是治理思维的跃升。政府为推动北都发展的专属法例，以“目标为本”取代“程序为本”，通过“拆墙松绑”大幅简化审批流程，正是以制度创新为发展提速的明证。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精准对接内地创新实力、香港专业服务的国际实力与环球投资者的购买力，亦体现了政府从单纯的“资助者”，向“赋能者”和“生态营运者”角色的转变。

第三，是区域协同的深化。香港的未来，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的广阔腹地。香港的创科优势、国际化优势与深圳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互补，与广州的枢纽优势、制造业优势相互协同，能够推动大湾区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与价值链。五年规划的关键，在于推动从物理邻近走向制度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更是规则、标准、数据、人才等要素流动的“软联通”。香港应利用其普通法制度与国际化的专业服务，在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金融标准等领域，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大湾区对接国际的独特价值。

建议带头成初创客户

在笔者看到，要将五年规划落到实处，必须直面三大挑战。

首先，是打通“政产学研”的协作链条。政府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改革科研资助和评审体系，鼓励面向市场、面向应用的研究。同时，应以政府采购和公共服务为切入点，为本地创科企业提供“首个客户”，帮助它们跨越商业化的“死亡之谷”。初创企业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第一个真实的应用场景。

其次，是在吸引人才的同时“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近年各项人才计划已见成效，但更关键的是为来港人才提供足够的事业发展空间和归属感。这不仅需要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更需要完善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配套，以及一个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

最后，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保持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的价值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国际化网络、普通法制度、中西文化交融的软实力，以及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专业服务能力。在对接国家战略的过程中，香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金融、法律、专业服务等领域不断创新，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也成就自身。

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提供坚实的依托和广阔的舞台。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制订，则是把握历史机遇、实现自我超越的战略宣言。唯有以非凡的魄力、高效的执行力和务实的行动，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香港才能在国家发展的壮阔征程中，既实现自身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的持续改善，也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贡献独特的香港力量。

（作者为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