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五五”规划期间，人工智能（AI）将从技术工具升级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引擎。对于正在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香港而言，读懂这个信号的深层含义，比追逐任何一个风口都更为重要。

4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昌林在介绍未来五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部署时，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列为五大重点工作之一。这不是一句政策口号。

“人工智能＋”的核心逻辑，不是发展一个独立的AI产业，而是让AI渗透并重塑所有产业。这与过去“互联网＋”的战略一脉相承，但层次更深、影响更广。王昌林在发布会上同时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指出传统产业通过优化升级同样可以成为新动能。换言之，国家的战略意图并非仅仅扶持几家AI龙头企业，而是要通过AI赋能，实现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升级。从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到农业的精准管理，再到服务业的流程再造，“＋”的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

这个战略判断的前瞻性，恰恰在普华永道本月发布的一份全球研究中得到了印证。该研究访问了25个行业的1217名高管，发现74%的AI经济收益集中在仅20%的领先企业手中，绝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试点阶段。

更需注意的是，这些领先企业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部署了更多的AI工具，而是因为它们将AI视为业务增长和商业模式再造的催化剂——利用AI识别跨行业融合机会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2至3倍；将AI用于重塑商业模式的可能性，是同行的2.6倍。研究更指出，跨行业融合是影响AI驱动财务表现的最强因素，甚至超越了效率提升本身。

科技普惠共同获益

上述数据说明了什么？如果AI的经济红利持续集中在少数头部企业，技术进步非但不能缩小差距，反而会加剧产业分化。“人工智能＋”战略的深意，正是要打破这种“赢者通吃”的格局；不是让少数企业独享AI红利，而是让AI成为所有产业升级的公共基础设施，让中小企业、传统行业同样能够受惠。

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在全球AI发展话语中可以贡献的独特视角；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进行这种规模的顶层设计，而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产业纵深，恰恰让这种设计得以从蓝图走向落地。

“十五五”将AI提升至国家战略核心，背后有着坚实的技术底气。史丹福大学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AI指数报告显示，中美两国的顶尖AI模型自2025年以来多次交替领先，截至今年3月，美国最强模型仅以2.7%的微弱优势领先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论文发表量、引用次数、专利总量和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上已全面超越美国。这不再是一场单纯的“追赶”叙事，而是两个AI大国在不同维度上各擅胜场的新格局。中国的优势尤其体现在产业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的全球领先，正是AI从实验室走向车间的最直接证据。

在资本层面，西方分析师习惯以私人投资作为衡量标准——美国2859亿美元对比中国124亿美元，差距看似悬殊。但报告特别指出，仅以私人投资衡量，很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实际投入。中国政府通过“引导基金”这一独特机制，在2000年至2023年间已部署了约9120亿美元，涵盖AI在内的战略产业。

“十五五”的部署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资本纵深：发改委明确提出7550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央预算内投资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于6月底前基本下达，并要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有效投资，同时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成长性领域推出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双轨并行，正在为AI的大规模产业渗透铺设制度和资金的双重轨道。

当技术差距已经缩窄到可以忽略不计，决定胜负的将不再是谁的模型更强，而是谁能更快、更深、更广地将AI融入实体经济。“人工智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战略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在同一场发布会上还部署了低空经济和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这些看似独立的产业方向，实质上都离不开AI的底层支撑——无人机的自主飞行需要AI算法，新型能源体系的智能调度需要AI优化，“＋”号正在连接愈来愈多的产业节点。

善用专业服务优势

对于香港而言，“十五五”的“人工智能＋”战略是国家发展大局中为香港预留的重要角色。特区政府正在编制历史上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明确指出，“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强力支撑。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营商环境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恰恰是AI从技术走向产业应用所需要的关键要素。事实上，“人工智能＋”所强调的跨行业融合，与香港经济结构的多元性天然契合——香港不是一个单一产业城市，而是一个专业服务高度密集的经济体，这恰恰是AI赋能最需要的应用场景。

但关键是香港能否从“超级联系人”真正转型为“超级增值人”。笔者认为仅仅引入AI工具远远不够，关键是能否围绕AI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和商业模式。普华永道报告显示，AI领先企业增加自动化决策的速度是其他企业的2.8倍，但同时他们拥有负责任AI框架的可能性是同行的1.7倍。

换言之，自动化与治理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香港的企业若继续停留在“试点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被甩在那20%领先企业的身后。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正是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制度安排的契机。

建议自主打造三张王牌

笔者认为，香港在这场国家级的产业重构中，至少有三张牌可以打。

第一张牌是AI治理的制度输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AIRDI）已于今年3月组建董事局，预计下半年正式运作，其职能明确包括就AI治理框架及规管制度提供意见。在全球AI透明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史丹福的报告显示基础模型透明度指数从58分跌至40分；香港若能率先建立兼具国际认受性的治理标准，将为国家“人工智能＋”的跨境应用提供制度保障。笔者一直主张，香港应成为全球AI治理的“第三空间”，既不完全依循欧美的监管逻辑，又能与之对话；既能理解中国数字生态的运作方式，又具备国际公信力。AIRDI的成立，正是建设这个“第三空间”的关键一步。

第二张牌是主权模型的开发。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HKGAI）正在开发属于香港的主权AI模型，确保香港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拥有自主可控的基础能力，让本地产业在数据安全和语言文化层面不受制于人。正如HKGAI主任郭毅可所言，香港的AI是作为城市基础架构来建设的主权模型，若成功将是对国家和世界的巨大贡献。笔者作为AIRDI董事及HKGAI管理层，深切体会到这两项工作的互补性：治理框架为AI应用划定边界，主权模型则在边界之内提供自主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第三张牌是人才生态的重塑。史丹福的报告指出，全球AI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已急剧逆转，自2017年以来下降了89%。当顶尖人才不再单向流向硅谷，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定位，便有了更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全球22至25岁软件开发人员的就业人数自2024年以来下跌近两成，AI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已从预测变为现实。香港在积极引才的同时，也必须在首份五年规划中同步规划本地人才的转型路径，避免技术红利与就业压力之间的落差持续扩大。

回到“人工智能＋”这个命题本身。“＋”号的力量不在于简单的叠加，而在于乘数效应——当AI与每一个产业深度融合，所释放的价值远超各自独立发展的总和。国家已经按下加速键，香港不能只做观众——我们需要上场，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实力上场。治理标准、主权模型、人才生态，这三张牌打好了，香港就不仅是“人工智能＋”的受益者，更是这场国家级产业重构中不可或缺的增值者。

（作者为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