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份，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比预期好，但仍有两个问题须进一步思考。第一，在“供强需弱”情况下，低通胀问题会成为非常大的挑战、低通胀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第二，今年经济实现很好的开局，但“开门红”将会如何演变还不确定。

我们要认识到，过去经济发展多为依传统产业，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低劳动成本的特征，该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十五五”规划中至关重要。若能成功转型升级，未来便有机会持续保持竞争力；若未能实现，后续困难将显著加大，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好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看到一些积极信号。近年来，中国已在诸多领域实现专利数量的显著赶超，与美国不相上下；日本虽原有领先优势，目前仅在部分领域保持一定地位，但数量已呈缩减态势；欧洲则基本已无特别明显的领先领域。这一格局变化对中国意义重大。

亦常有观点指出，专利数量仅反映数量维度，质量层面或仍存在差异。简言之，专利多为原创性成果，部分则为应用性创新，对此我们理应正视。以中美人工智能（AI）竞争为例，双方虽均处于前沿领域，但客观而言差异仍较明显，美国在“0到1”的原创阶段优势突出，中国则在“1到100”的应用拓展方面具备长处。

但我们对此不应持悲观态度。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若期望一夜之间实现科技全面赶超美国，显然不切实际。赶超需要时间和过程。正如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勳所言，当一项原创性技术问世后，获益最大的未必是技术原创国，而是能够更好更快应用该技术的国家。

中国原创创新能力或仍需学习追赶，但应用能力与扩散能力较强，若能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将获重大机遇。历经此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有望迈上新台阶。唯有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原创能力方能进一步增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能经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科技已全面全球领先。个别领域领先确已实现，所以“十五五”规划作出诸多部署。

外界也在讨论“索罗悖论”。当前各方热议AI，但其最终能否体现于全要素生产率。换言之：微观层面，AI提高效率、改善生产率的证据较为清晰，无论企业数据或行业数据均可佐证；但宏观层面，目前尚未观察到AI已显著提升全国全要素生产率。

当然，中国当前亦面临诸多问题与压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房地产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今日或可再增列国际局势问题。展望未来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中国正迈向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该模式主要涵盖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产业层面需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一批新兴产业持续引领未来经济增长。客观而言，压力颇大，但在各领域均已观察到积极信号，已有大批企业涌现。从近期与投资者及创投机构进行交流来看，各方普遍认为现已进入创新创业的黄金时期──新技术浪潮之下，几乎所有行业均面临提升、改造与重构的机遇。因此，创业又逢黄金时期。

第二，需提升需求。此非易事，提振消费需求归根结底需落实两个方面：有收入与有信心。各项政策最终需落脚于此两点，且需更大力度举措，消费方能提升。

第三，国际秩序亦发生一定变化，中国需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助力、改进或提升现有经济秩序，特别是使其更契合发展中国家需求。

聚焦投资于人议题

关于未来的政策取向，笔者认为，首要之策为构建政策组合拳。本轮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恐非简单周期性因素所致，故所需不仅是宏观政策，或需一套组合拳：宏观政策固然必要，但创新创业尚需诸多行业政策支撑，最终更需改革政策与之配合。因此，关于如何实现“开门红”态势延续，关键在于落实上述政策可持续性。

其次，本轮经济转型过程，涉及政府功能与政府行为的转变。过去数十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将来当然仍需发挥重要作用，但功能应有所调整。一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改革方向，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或需让渡部分资源配置权予企业与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工业化推进方面成效显著、获益颇丰，但关于政府是否最为擅长支持创新活动，需重新考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问题。

再次，聚焦于“投资于人”议题，需制定一系列政策。“投资于人”确有道理且颇具独特之处：一方面，发展至现阶段，人的因素愈发重要；另一方面，“投资于人”内涵丰富，既包括提升人力资本，亦包括增强生活安全感，同时亦可反哺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可以增设相关讨论，“投资于人”或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步骤。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