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辩证关系是国家治理与区域发展的核心逻辑。夏宝龙主任在2026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致辞中指出，“有安全才有发展，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安全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得社会恢复安宁，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持续改善奠定了坚定基础。

在香港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发展阶段，谋发展、促转型、强根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统揽全局、指引长远、衔接国家战略的核心战略工具。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在编制的首份五年规划，正是这一战略工具的核心载体。这份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施政履职的“任务清单”与“行动纲领”，更是香港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里程碑，其战略意义远超规划文本本身，集中体现为两个层面突破：

形成“谋全局、谋长远”的战略思维

其一，五年规划编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香港管治者实现战略思维的系统性提升。虽然香港已经不再用“积极不干预”的口号，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更多着眼于短期的行政事务，缺乏在国家战略与全球竞争格局下对香港的定位和长远谋划。通过五年规划的制定，治理者将跳出“头痛医头”的局限，去思考未来五年的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与人口政策，从“低头看路”到“抬头望远”，逐渐形成“谋全局、谋长远”的战略思维，这比规划文本本身更具深远价值。

其二，五年规划的深层意义，在于推动香港主动对接国家整体战略规划，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核心使命，正是要解答一个关键命题：在国家发展的大棋局中，香港究竟该落子何处？从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到发展北部都会区，都要基于国家大战略下来思考定位。通过主动对接，香港不再是孤立的城市，而是国家战略的深度参与者与贡献者。

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中之重，其战略价值远超普通的土地开发项目，而是对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影响的战略布局，其核心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构成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

第一，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无论是跨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创新科技产业链的协同布局，抑或是资金、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的便利流动，都将得到物理空间与制度创新的双重支持。

第二，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培育新产业的最重要载体，也是服务国家科技战略的最佳平台。“十五五”规划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须确保科技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这是当前国家投入最大的领域。香港要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必须以国家重点推动或有重大需求的关键产业环节为出发点，再检视香港自身的条件可以如何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作出贡献。作为香港唯一的大面积可发展空间，无论是吸引企业发展产业，还是集聚人才开展科研创新，都将由北部都会区担当重任。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下，通过产业和居住空间的拓展，吸引和容纳更多国际高端科技产业和人才来到香港，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就是发展北部都会区的第二重意义。

第三，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改变和优化香港过去百多年来的空间发展布局。一直以来，香港主要经济功能和就业机会都集中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狭长地带，与内地相邻的新界被视为城市发展的边陲和乡郊地带，长期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区域的生产生活功能落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有助于香港平衡经济功能的空间布局，改变以维多利亚港两岸为中心的单核城市格局，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核格局，推动经济产业结构多元化，改善社会的向上流动性，令香港居民充分共享发展成果。

从“学研产”向“产学研”模式转变

夏主任致辞有关如何建设北部都会区的论述，虽然只有短短的约50个字，但却指出了三个最关键的着力点：一是要推动产学研协同，二是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三是要注重项目支撑，培育发展新平台、新动能。这三个方面既是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决定其建设成败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北部都会区能否承担起国家赋予的战略平台使命。

第一，以北部都会区为抓手，推动香港创科模式从“学研产”向“产学研”转型，破解创科成果转化难题。

长期以来，香港创科生态体系不完备，创科产业的上游虽具备较强的高校科研能力，但下游缺乏规模化的创科产业支撑。香港的研发（R&D）投入虽然近年有显著增长，但仍明显低于周边城市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在研发投入的来源构成中，香港主要依赖政府资金，其占比从2017年的46%升至近年的55%以上，而工商机构投入占比则从50%降至40%左右。这与其他地方形成强烈反差：美、日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近80%，德、法超65%，内地2025年企业投入占比达75%以上，深圳更是达到93.3%。

换言之，当前香港的创科模式本质上是“学─研─产”路径，即政府资金主要投向高校，希望依靠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来推动的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该模式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很难跨越“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从科技创新的启动阶段（基础研究或理论创新）开始，迈向科技成果成功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大量的项目会在从1到N的“死亡之谷”阶段失败。失败风险极高，且成本多由政府承担。因此，香港下一阶段的重点，就是要利用北部都会区的机会，吸引大型龙头科技企业落户香港设立大型研发中心，以企业的市场需求来推动研发活动，并和大学的研究建立有机联系，推动香港从“学研产”向“产学研”模式转变。

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其在香港清水湾的本部校区，研发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拨款，即内地所讲的“纵向经费”。而设立在广州南沙的新校区，则接到很多企业委托的、以解决企业实际技术问题为目标的研究项目，即“横向经费”，大大提升了应用研究的市场化导向。

第二，以北部都会区为平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北部都会区除了布局河套、新田等创科产业园之外，也规划了大学城等空间，意图发展教育枢纽。但最关键的是教育和科技能否形成一体化的机制，并以此为平台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

当前在教育、科技、人才这三方面，香港也存在割裂的问题。在管理体系上，三者分属教育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和劳工及福利局管理，工作协同程度和政策取向一致性会受到影响。未来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需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教育枢纽不能停留在做“学店”。目前香港各界都意识到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甚至地产行业也因此受惠，但香港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需要与国家和香港的创科产业战略配合，服务包括人工智能、晶片设计、生物医药、量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未来香港北都大学城的学科设置需要有意识地向这些科技产业倾斜，同时要与布局在北部都会区产业园区的各类科技企业联动，依托企业的需求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资源的配置。

另一方面，未来香港在设计人才政策时，需要与自身重点发展的产业结合，尤其是关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所需要的人才。比如，创科局提出了2030年将制造业占GDP由2020年1%提升至5%的目标。在缺乏基础的情况下想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新型工业化”模式，而“新型工业化”就需要吸引海内外的大型科技企业到香港设立研发中心，令香港参与中试和部分高端制造环节。但香港现时本地的人才结构并不能匹配这个需求。

虽然目前有所谓“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但其规模过小。如果香港要吸引大量科技企业入驻，那现有的人才计划必须有所创新，未来应形成以企业为申请者，以工作为本的重点产业人才引进计划。同时，还需要完善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这些专业技能人士可能并非高端人才，但在其领域内有专长，如果又是现在香港行业所急需的，那就应考虑引进。

与此同时，要配合国家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就需要更多从产业发力吸引人才。近年美国打压华裔科学家时，香港曾推出20亿元的“杰出创科学人计划”，设置100个名额专门吸收从海外归来的学者。但因香港各大学的教授职位有限，这种模式难以大规模推广，而且引进的也是学术领域人才。未来需更注重大规模引进产业人才，通过优先引进龙头科技企业落户，再依靠落户企业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来港。只有综合优化教育、产业、人才等政策，才能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打造融入服务国家大局最佳平台

第三，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建设新型产业园区，提升北部都会区产业承载能力。在北部都会区的特定片区建立以服务新质生产力为目标的新型产业园区，是解决当前北部都会区开发面临的挑战和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香港擅长土地规划，但缺乏产业规划的经验，二者虽同属“规划”范畴，却有着本质区别：土地规划侧重空间布局与指标落实，而产业规划的核心是行动落地，本质上是一份推动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关键在于招商引资与产业培育。

做好产业规划、实现招商引资突破，需把握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明确产业发展的细分方向，立足协同发展定位。这个方向不是简单的产业大方向，而是要在产业大方向下，明确各个产业链之中吸引哪些具体环节落户香港，落实到细分领域。可以针对每个不同行业成立一个行业顾问团。通过政府与企业家顾问团的共同研究，在香港现时的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几个大方向下，明确其中吸引到香港落地的细分环节。在选择细分环节时，也需充分考虑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产业链协同配合。

二是开展定向招商引资，聚焦头部企业，强化核心产业集聚。应该针对性选择目标企业，重点聚焦领域内的头部企业，由专门招商团队主动出击，一家一家去叩门，争取他们到香港落户。而且在与招引企业商谈中，需明确在香港发展的产业链环节，鼓励企业将真正核心的高附加值业务放在香港进行，而不是仅仅来香港开个办公室而已。为了激励这些企业来港发展，政府也有必要创新性地给予多类型的优惠政策。

三是完善全流程服务配套，推行“一企一策”模式，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创科局和发展局的协同配合，因为产业政策和土地资源密不可分，离不开两个局的密切配合。如果涉及到补贴、税率等财务方面的政策，未来也需要更高层的积极统筹。建议香港围绕目标招引的重点企业，为每个企业都成立一个专门的全流程跨部门服务小组，成员由发展局、创科局、商经局及其他相关部门组成。这个小组负责从招引对应企业到企业落地投产运营的全过程服务，协助企业处理厂房用地、人才招引、配套住宿等一系列问题。

通过以上措施，相信将有助于香港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机遇，构建全新的创科生态，既为香港自身发展培育新动能，也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最佳平台，让香港在发展与安全互相促进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