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大公报》创刊于天津，由英敛之先生开启报业征程；一九二六年，吴鼎昌先生携胡政之、张季鸾两位报界巨擘接办改版，开创“新记《大公报》”篇章，执笔耕耘至一九四九年。半世纪风雨征程中，《大公报》始终恪守独立自主之办报宗旨，秉持不偏不倚之文人论政底色，以丰富多元的专刊副刊、名家名篇以及对重大新闻的专业报道，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一九四一年，《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华文报章。

光阴流转，薪火相传。今年六月，《大公报》将迎来创刊一百二十四周年纪念。为铭记先贤风骨，自五月起，“大公园”特开设“大公报人物志”专栏，回溯报史上那些举足轻重的先辈，介绍其生平事迹与报国情怀，传承百年报魂，续写时代新篇。

英敛之于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生于北京，比孙中山小一岁，他是满族正红旗籍。曾自叙“僕家世寒微，先代无达者，生长陋巷，耳目所逮，罔非俗物”。英敛之少年早慧，刻苦自学，“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氾滥百家、浏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可以看出他的国文程度不浅。十九岁阅读汤若望《主制群征》，对天主教发生兴趣，二十二岁皈依。与同时代旗人相比，其知识与信仰皆不被传统所拘。一八九五年英敛之娶爱新觉罗．淑仲为妻，她后来追随丈夫成为天主教徒。

婚后的英敛之为谋一家人的生计到处奔波，给报纸撰文，帮教堂处理文案，教洋人学汉语，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甚至远赴云南做幕僚。他结交甚广，视野开阔，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做事踏实干练，独当一面。一九○○年庚子乱起，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英敛之的长子英千里在上海出生（他后来留学英国，任辅仁大学教授）。“圣驾还朝”后，对于言论管控有所放松，一九○一年天津紫竹林教堂总管柴天宠有意出资办报，邀请曾经共过事的英敛之主其事，他慎重地考虑了十天之后，“决定承担此责”。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号《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内面世。英敛之对于报名的释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论其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创刊第二日的《大公报出版弁言》说，“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创刊当日，英敛之在自己日记的扉页上抄录梁启超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可以看出，他办这份报纸受到梁启超很大影响。英敛之自己主持《大公报》凡十年，先后聘请方守六、刘孟扬、叶清漪、张蔚臣、樊子镕和唐梦幻担任主笔，以“敢言”享誉京城。曾公开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帝，冒着很大的风险。他曾直言，“果有救正于国，补助于国，即摒弃性命牺牲一切，又何足吝惜”。

《大公报》头十年虽以文言为主，却于创立之始每日于“附件”之下“演一篇白话”，英敛之曾撰文说，“所以看报的大好处，还不单单知道天下事，更能够长人的见识，增人的学问……往大里说，治国安邦，往小里说，养家费已。各事都可以比较比较，考察考察。人的见识，越经历越高，人的能干，越磨练越大。最苦的是我们中国文字眼儿难懂，所以有许多明白人，如今开了许多白话报馆，为的是叫识字不深的人，也能明白。有人劝我，在《大公报》上也要添上点儿白话，我不敢偷躲懒，以后得了工夫，就写几句。这是我们开导人的一片苦心。”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起，《大公报》定期出版白话附张，免费随报赠送，亦可单张购买。附张出版后，“屡次接到外边的来函，很多的人夸赞这白话好。”他还用白话文发表《戒缠足说》，提出许多具体办法禁绝这一陋习。宣传男子剪辫、易服。这一点与主张革命的人不谋而合。英敛之还派遣女记者吕碧城到欧美采访，可谓开风气之先。

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英敛之的君主立宪梦想破灭，他常年办报操劳过度身体不佳，离开《大公报》回到北京，在香山静宜园隐居，自号“万松野人”，有感于天主教内青年信众文化太低，第二年他就在静宜园设立“辅仁社”，招收各省的教内子弟，后来又与马相伯联名提议创办天主教大学。辅仁社在一九二五年开始招生，首届招收学生二十三名。创办《大公报》，创建辅仁社，两事有其一，足以名垂青史，英敛之兼而有之。

英敛之晚年追忆自己的一生，“三十年间，自始至终，情境虽是屡有变迁，到底那一段关心社会、注重人群的念头，总是抛捨不去。”其“兼济天下，缔造大公”的理念，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暗合。他那一代人，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其实有很多共识。英敛之办报纸，办大学，办慈善，都是为了这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天主教的救世济民与儒家的救时匡世在英敛之身上并行不悖、难分彼此。这个出自《礼记．礼运》的思想遗产也为后来的新记《大公报》所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