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可以理解成去医院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也可以理解成如何看待疾病。过去中国人比较“讳疾忌医”，很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疾病——这样的文化心理在中国文学中也烙下了印记：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那么悠久，涉及疾病的作品却很少。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肯定存在的“疾病书写”，都隐没到传统文学的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里发现了答案——原来只有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古人才会直面疾病并留下他们“看病”的文字纪录。道光朝“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何汝霖，丁母忧回乡时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旅途劳顿使他在船上不时感到“心跳不止”“心跳又作”“午未间心跳甚”。到了老家江宁后由于应酬、祭拜等诸事劳累，也时常会出现“心複跳难忍”“心跳而喘”的症状，有时甚至“足肿不能着履”——心跳剧烈而又脚肿都是心脏有问题的典型病症。对于这些身体上出现的“状况”，何汝霖似乎也就是记录而已，并没有采取什么治疗措施。比较起来，光绪朝的军机大臣鹿传霖对自己的身体就上心多了。他的日记除了记录各种政事和自己的日常起居之外，着墨最多的就是他的“病”。鹿传霖似乎牙不太好，并患有肠道疾病，诸如“牙痛甚，不能嚼”“腹胀甚”“腹胀欲泻”之类的文字，有段时间在他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如此大量的身体或疾病描写，在晚清军机大臣的日记中实属罕见。

除了喜欢详细记录病情，鹿传霖也记录延医治病的过程。他不但请牙医来看牙“做牙”，而且还不断聘医生“来诊”并“服方”，如果疗效不佳还“换方”——足见鹿传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重视。从他日记中的“看病”方式，不难发现鹿传霖是个颇有点自恋的人，而他这样的身体意识，相较于何汝霖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