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藉文中主人公，描绘当代社会百态 网络图片

　　谈李陀新作 《无名指》

　　“是小时候的味道”，这是今天不少人吃到心仪的美食时常会发的感叹。李陀的新作《无名指》，让我颇有此感。在创作谈中，李陀说《无名指》是他写作中的一次“反向实验”。也就是说，他要返身向后，回到写人物、写生活的文学传统，摆脱现代主义的教条。

　　应该说，《无名指》在技巧和形式上达成了这个目标。李陀把《无名指》的主人公杨博奇设定为一名海归心理学博士，这给小说的叙述提供了十分自由的空间，使作者得以舞动着“杨博奇”这幅皮影，在中国与外国、城市与农村、贫穷与富裕、卑贱与高贵之间穿梭遊走，演出一台描绘当代社会百态的影戏，并由此对社会的“病态”进行批判。

　　但令人遗憾的是，《无名指》在精神内涵上并没有实现上述目标。小说中的“杨博奇”是医生，围绕在他身边的有大款、国企领导、出版社编辑、大学教授、富二代、打工者、记者等，杨博奇与他们的接触、交谈，剖析他们的心理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精神史的意义上，恐怕连杨博奇在内，小说中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病人”。杨博奇与这些人的周旋，实则是小说作者为这个社会“号脉”、“瞧病”。

　　前现代意味的男权想像

　　由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李陀作为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企图心和大情怀。有的评论者认为，李陀在《无名指》中既质疑知识分子、又期待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这当然没有说错。不过，李陀在寻找新人的时候却一头扎进了前现代意味的男权想像之中。或者说，李陀发现了这个时代的萎靡、焦虑、琐碎、浮躁、无根，并对此感到不满，但当他坐下来开方子时，写满纸上的却只有雄性荷尔蒙这一味藥。

　　杨博奇这个人物不见得就李陀心目中引领精神潮流的新人，不过，即便他不是关於未来和新生的“话事人”，也多少承担着“导航者”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李陀投射了十足的男权想像。杨博奇的“人设”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绝非一介文弱书生，而是豪爽得有些粗鲁的肌肉男。他喜欢在小舖子裏喝二锅头，就猪头肉。有一次，他和土豪金兆山喝大酒，喝醉了就脱得赤条条躺在卢沟桥的石头桥面上。从李陀的描写中可以解读出不少意思，但最直接的是对男性肉身的视觉讚美。

　　将女性置於弱势地位

　　作者还用很大篇幅写了杨博奇诊疗其前女友杨海兰的现任丈夫石禹的经过。人如其姓，石禹是一名质樸善良的残疾人士，也是个有些“轴”（编者註：脾气执拗）的图书编辑。石禹及其在小说中的境遇，当然强化了对唯利是图、浮躁狡猾的世风的批判力度。但是，如果细品李陀对杨博奇、杨海兰、石禹这组略显尴尬的情感关係的处理，就会发现，杨博奇以心理医生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窥探杨海兰和石禹的生活，遊刃有余地指指点点，正是把作为女性杨海兰置於了更深刻的弱势地位，而这，不也正透露出作者操控局面的男权想像吗？

　　这是一种什麼样的美学呢，姑名之曰“直男癌”美学吧。再考察一下《无名指》中的另一个人物“小白脸”，或许能看得更清楚。“小白脸”是个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非常阴狠的傢伙。他大概是小说中唯一真正的“坏人”。更準确地说，是李陀唯一真正厌恶的人。“小白脸”和杨博奇一样是博士，不过专业是经济学，但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改变他受鄙视的命运。“小白脸”品行差，但小说中其他的人物，比如金老闆的弟弟“小宝”，浑身刀伤、充满黑社会习气；杨博奇的同学“花子”搞婚外恋、出轨，在道德上都不无可议，但都不如“小白脸”更不受作者待见。实际上，当李陀把人格上的低劣转化为美学概念的“小白脸”，已足以表明他内心的鄙视固然有道德上的，但更是美学上的。

　　“小白脸”衬托正面形象

　　“小白脸”也有名字，叫王颐。但在书中，作者在绝大多数场合剥夺他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而是以“小白脸”这个明显贬义的词儿替代之，通过这个词的不断重複形成了脸谱化的效果。“小白脸”的特点是女性化或说“娘炮”。“眼睛、嘴、脖子都带着股女气，特别是嘴唇，不但唇红齿白，而且又红又艳，富於表情。”这是一张“从哪个韩国影视广告上剪下来的”脸，让人感觉“不自然”、“不真实”。小说有这样一个情节：“小白脸”冒雨来找杨博奇，坐下后，“先把手裏一个精緻的商务皮包放到地上，然后拿出几张纸巾，一张擦脸上的雨水，一张擦那皮包，一张擦西服上身，一双忙碌的手白得晃眼。”他把擦湿了的纸巾叠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儿，然后放在桌子上，这才开腔和杨博奇说话。杨博奇或者说作者感叹道：“一个男人怎麼能有这样女气的手？特别是那些闪着圆润暗光的指甲，一定还被仔细修剪，甚至专门抛光打磨过。这小子到底是什麼人啊？”鄙夷之情已不能更多。

　　没错儿，文学家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美学偏好，他可以讚美阳刚，也可以歌颂阴柔，但更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抛开“直男癌”和“娘炮”这两个词本身自带的调侃或恶意，无论偏向哪端其实都是一种审美权利。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一个精神充盈、心态平和、充满自信和希望的社会，对此应有足够的包容，而不是大咧咧地冒犯之。反过来说，疗治时代的精神之疾，正是为了抵达这样一种社会。反璞归真，确实是疗伤的好办法，但“反璞”是为了“归真”，若“反璞”而“归璞”，就丧失了应有的意义，“返”也就成了倒退的讬词。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李陀的悲壮雄心而心生敬佩，也不由得为《无名指》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雄性荷尔蒙崇拜感到悲凉。对此，上帝早已洞悉，不然他又何必抽出亚当的肋骨，再造一个夏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