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西半球最大的博物馆，以百科全书式的丰富藏品傲视世界艺术殿堂

　　这几年，“不是在博物馆，就是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成了一种受追捧的生活方式──背后反映的是追求生活情趣，渴望风雅人生的社会心态。当今之世素有四大博物馆之说，即法国罗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作为西半球最大的博物馆，又以百科全书式的丰富藏品傲视世界艺术殿堂。那麼，这座艺术宝库是如何建成的，它的发展壮大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又给人带来些什麼启发呢？《商人与收藏》和《让木乃伊跳舞》这两本书为我们揭开大幕一角。\尼三

　　《商人与收藏》和《让木乃伊跳舞》虽然体裁差别颇大，但译者是同一人，可看作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史的姊妹篇。《商人与收藏》的作者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是《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也是一位艺术评论家。这本书是他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百年之际应约而写的，正如其副标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所示，其实是一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百年简史。

　　《让木乃伊跳舞》则是一本自传，作者霍文（Thomas Hoving）曾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书中，他幽默而又辛辣地回顾了作为博物馆掌门人的心路历程。两本书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序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关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虽非一人，文风上却惊人一致，具有强烈的文学性。两本书都通过讲述亲历或从档案中发掘的故事，完成了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史的叙述或建构。霍文本是这部历史活剧的剧中人，自不待言。而汤姆金斯作为旁观者，既与从博物馆董事到研究人员广泛交流，又深入档案文献故纸堆中，鈎沉抉隐，找到隐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莊严法相之后的逸闻秘辛，以轻鬆的笔调娓娓道来，让人读后大呼过瘾。

　　故事连缀的博物馆史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美国的开国元勳对艺术并没有太多兴趣。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一群美国商人道德感“爆棚”之下建立起来的，如《商人与收藏》中所言：“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那些有教养的纽约市民遭到了巨大打击，绝大多数人变得沉沦堕落。即便是那些极具能量、自信满满的生意人，也发现越来越难以无视纽约生活的阴暗面。”一八六四年，为了给南北战争时期患病或受伤的士兵筹款，纽约成功举办了大都会艺术博览会，这点燃了公众对艺术的兴趣。六年后，这次博览会的积极分子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主要倡议者。应该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创建到壮大，并不是按照一张既定的蓝图按部就班地施工的。尤其是在早期，更有些“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的劲头，加上这家博物馆的家底又如此雄厚，涉及到十分複杂的社会关係，要想写清其内在脉络和纠葛，绝非易事。所幸《商人与收藏》的作者显露了强大的功力，大刀阔斧，截断众流，紧扣博物馆的董事、馆长、研究员和收藏家这四大类人群，重点阐述藏品的征集、展览，以及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之发挥，在一个个零碎的故事中，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博物馆及其折射的美国世相。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故事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呼应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制度和体制的关节肯綮。试举一例。一八八七年，凯瑟琳．洛里亚尔．伍尔夫去世后，把一批她收藏的画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时还捐了二百万美元。正所谓投胎是门技术活，伍尔夫本人虽非特别厉害的女强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父母去世之后，作为独生女的她，继承了所有财富，成为了全世界最富有的未婚女子。伍尔夫很喜欢美术，一生共收藏了一百四十三幅画。当她把这些画捐给博物馆时，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为这批藏品提供专门的独立空间，灯光齐全并且防虫，使这些画受到适当的安放和展示，而且还得说明这是凯瑟琳．洛里亚尔．伍尔夫的收藏。应该说，伍尔夫捐赠的这些画未必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珍贵藏品的代表。但是，伍尔夫代表了那些希望通过捐赠把自己的名字永久地保留在博物馆的收藏者。而这样的附加条件，对博物馆统筹考虑藏品的陈列和展示实际上造成了障碍。这次捐赠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因此在历史上具有了典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所有博物馆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捐赠者提出此类附加条件，那能给自己省去许多麻烦。但是，这只是我们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时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实力不足，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征集藏品，而这种限制性捐赠带来的问题也就只能留给后面的人来解决了。在这两本书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充满美国商人特色的实用主义精神确实起到了支配作用。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执掌者灵活地周旋在政府、藏家、金主和公众之间，绝不因前途未卜而消极无为，一代代接力向前，终於垒出了这座艺术殿堂。

　　大洋彼岸的中国故事

　　众所周知，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裏，有不少来自中国的艺术品，也举办过中国主题的艺术活动。《商人与收藏》中介绍，一九四五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利斯特（Alan Priest）举办了“紫禁城服饰展”，这可是当时规模最大、最华丽的中国宫廷服饰收藏展，“展览的得意之处在於，普利斯特以最具舞台效果的方式把一个展厅布置成了陵墓，展出的服饰确实出自乾隆皇帝一位皇子的墓葬，随其入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们在宫廷服饰中静静地腐烂消失，而这些服饰基本原封未动，只是原有的金铜色随二百年间留下的污渍而变得暗淡”。在《让木乃伊跳舞》一书中，霍文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是多麼渴望举办和中国有关的展览，以配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对华战略。显然，不论是一九四五年，还是七十年代，都是中美关係的重要关头，由此我们看到，博物馆看似离世颇远，实则无时不在时局之中。或许，也正是这种入世情怀，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赢得了众多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让木乃伊跳舞》中还保存了霍文与前不久仙逝的方闻先生之间交往的珍贵史料。方闻是蜚声国际的艺术史家。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时，他被霍文挖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取代那个“死木头一样的东方部主任”。近年来，方闻的著作陆续被介绍到内地，在他的上级和朋友霍文的笔下，则记录了一个更加真性情的方闻。我们看到，方闻对博物馆的董事“莽撞大胆令人惊奇”，他曾在午餐时“教训”一位董事不该资助那些无关紧要的社会项目，“为什麼不放弃它们，把所有钱都扔给大都会博物馆呢”？据说，这位董事听罢“响亮地大笑起来”，自此开始了对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具有深远意义的赞助。这真是一段佳话。书中还记述了方闻如何说动霍文拿下王己千的藏画。王己千一九○七年生於东吴世家，为王鏊第十四代嫡孙。早年曾拜苏州大收藏家与画家顾麟士为师，后来移居美国。在方闻的策劃和坚持下，霍文广邀专家对王己千收藏的画作进行了认真鉴定和打分，最后博物馆董事会同意了此次征集。此外，方闻也推动了对哈里．帕卡德藏品的征集。这位藏家出生於美国盐湖城，二战时参加了美国海军，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国，在山东青岛附近的日军遣返营工作，在那裏，他发现许多精美的日本二十世纪绘画，被战败的日本人以极低的价格甩卖，这样，他就购买到了一百五十件日本绘画。后来，帕卡德又来到已成焦土的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总部谋了一份差事，他痴迷地学习艺术，结交学者、古董商和三教九流之徒，并开始用在中国征集的绘画交换日本彩色木刻水印版画，尤其专注於收集春宫图，最终他建构起了从史前至现代的日本视觉文化系列藏品。最终，霍文以五百万美元的实际费用把这批藏品收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

　　从富起来迈向美起来

　　翻读《商人与收藏》和《让木乃伊跳舞》两书，时常能见到摩根、洛克菲勒等商界大鳄的名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最负盛名的修道院分馆，就是在洛克菲勒的大力支持下建成的。可以说，一百多年前的这帮美国商人，正是看到了文化艺术对於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奋起作为，才有了今天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架构和在运作上，也借鉴了公司的机制。比如，董事长率领的董事会和馆长牵头的执行层，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两层最核心的架构。这就很像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分工。博物馆征集藏品最主流的方式就是“买买买”，在购买藏品、接受捐赠以及和政府、社团等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其实都与作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基因的商业精神暗暗合拍。与此相应的是，在组织形式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部以专题形式搭建的多个艺术部，如远东艺术部、古希腊罗马艺术部等，说实话很难从中找出一个统一的分类标準，这又像极了大型公司裏根据业务发展应时而设的各种事业部。

　　霍文说得就更加直白了，“管理大都会博物馆与经营通用汽车公司异曲同工”，“如果你揭开博物馆表面的光环，它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同时又单调乏味的公司。我在接任馆长时，希望将大都会转变成一股变革的力量，但是，我的最终想法是，把它打造成一家有效率的公司企业，并在经济上保持平衡。”这位激情澎湃的霍文馆长还有一个理念，就是要让博物馆在公众教育中发挥作用，为年轻人和社会公众所拥有，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精英分子和伪学者的小天地，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造成“人民的文化天堂，其中充满乐趣和庆典活动”。应该说，霍文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正如他这本书的名字以及全书最后一句所言：“曾经自以为清高、刻板、死气沉沉、有些奄奄一息的大都会博物馆重新焕发了生机。木乃伊们确实翩翩起舞了。”

　　我想，阅读这两本书首先可以增进对大洋彼岸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乃至其所在国度和文化的了解，但对於当代中国人而言，还有更深远的意义。这就是与现代经济相伴随的商业精神的孕育及其社会价值之发扬。历史表明，富裕之后的文化追求，不论对於个人还是民族，都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无法建立与“富起来”相匹配的文化生活和审美品位，那麼富裕本身就有可能成为精神堕落、民气萎靡的温床。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温饱问题已得到稳定的解决，让生活从“富起来”迈向“美起来”将成为一种社会必然之趋势。今天，中国巨商大贾也不在少数，如何反馈社会，把物质财富转化为文化财富和精神力量，正是当下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应该能对此提供一些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