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敦煌女儿》由上海沪剧院创排

　　前不久落幕的“二○二○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中有一部沪剧《敦煌女儿》，剧中主人公初到敦煌，晚上误把驴子当作了狼，让人印象深刻。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我再次读到这个细节：“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裏，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裏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也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驴。”这裏的“我”，就是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这件小事生动地反映出这位瘦小的南方女子，以毕生心力守卫莫高窟之不易。

　　樊锦诗一九六三年来到敦煌，伴随这座文化宝库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人生可谓绚烂而丰富；一生专心一件事，长年扎根西北，似又十分“单调”。《我心归处是敦煌》为世人讲述了这种丰富和单调，让我们读到了与敦煌融为一体的四个“樊锦诗”。

　　敦煌石窟文物的永续

　　一个“樊锦诗”，是敦煌的保护人。这个樊锦诗充满力量和信念，又不失忧患意识。她说，“我深知莫高窟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我们的保护就是要和时间赛跑”。本书第九、十和十一章，展现了樊锦诗保护莫高窟的探索和成绩，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创造“数字敦煌”的实践。对敦煌莫高窟的衝击，不仅来自自然界的侵蚀，还来自急功近利的文化管理观念和做法，而数字化、智慧化的探索，为同时抵禦这两方面“进攻”提供了盾牌。如书中所言，“‘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的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莫高窟文物得到保存，通过敦煌数字化，即可以做保护档案，也可以为研究提供资料，还可以为旅遊开发数字节目。即使实物退化了，它还在，它的意义是为国家、为世界保存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信息。”二○一八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樊锦诗被评为“改革先锋”，并被授予“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另一个“樊锦诗”，是普通的中国女性。对於女性而言，事业的成功总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千千万万的女性一样，除了敦煌，樊锦诗承担着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在书中，樊锦诗多次自责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和北大同学彭金章结婚后，长期两地分居。“文革”时，父亲含冤而死，母亲病倒，樊锦诗怀有身孕，往来於敦煌、上海、武汉之间，“我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分娩前一个多月，她去向当时主政的革委会请假，不但没被批准，还遭到“哪裏不能生孩子”的诛心之问。孩子出生时，丈夫并不知道，新诞生的娃娃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靠着一本《妈妈手册》，樊锦诗一个人带孩子。两个孩子，都曾寄养在亲戚家。说起这些往事，樊锦诗十分感叹，“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最后，还是老彭作了“妥协”，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对於丈夫，樊锦诗充满了感念，“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为艺术克服千难万险

　　还有一个“樊锦诗”，是执著的学者。樊锦诗在书中多次提到老师宿白教授。特别是当她忙於管理事务和社会活动时，宿老师的“棒喝”甚至“误解”，督促樊锦诗在全身心投入敦煌保护并取得重大成绩后，不敢忘记身为研究者的使命。书中多次提到的“考古报告”，几乎成了樊锦诗的一个情结。用樊锦诗的话说，“考古报告是最基础的基础，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敦煌研究的学术上为后人打下基础”，这“犹如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足够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证。”“我心下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报告做出来，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幹什麼来了？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二○一一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出版，她才稍感安慰。

　　最后一个“樊锦诗”，是生命的悟道者。她多次提到“命”。这个“命”并非宿命论之命，而是对人生之道的欣然领悟和坦然接受，更应理解为使命感。她说，“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有人问樊锦诗，人生的幸福在哪裏？她这样回答，“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作的事情裏。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四个“樊锦诗”，皆为敦煌这一桩大事而来。在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圣殿，奋鬥不已，耕耘不息，以一切艰难和苦痛映照出善念、刚毅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