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贸易的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增长，改变许多新兴国家的落后发展局面，同时为发达国家供给大量商品，这种国际分工正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实现全球产业链的互补。当前全球化面临冲击，特朗普2.0再次发动关税战，其规模和影响远超预期，世界经贸陷入动荡和崩塌的边缘。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学家预测，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为2.4%，2026年为0.5%。

为何出现贸易冲突？以及为何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2023年出版的书中，对美国以往坚持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行抨击，认为美国自由贸易政策让经济陷入空前困境，进口商利润飙升，制造业却大量流失。特朗普两届任期极力倡导“美国优先”政策，指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不利于美国利益，美国每年录得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24年美国国际贸易逆差为9184亿美元，逆差比2023年增长17%。2024年11月，特朗普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主导撰写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米兰主张通过高关税和弱美元政策调整贸易逆差，重构美国竞争力。报告提到，对现行经济秩序的不满深深植根于美元的长期高估和非对称的贸易条件。这种高估使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进口价格低廉，从而制约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但是，“米兰报告”却忽视了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巨大获利，以及美国跨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

自由贸易体系遭破坏

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贸易战？“米兰报告”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战略贸易理论有部分相似点。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贸易理论，代表性事件是198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评论》发表的《工业国家间贸易新理论》，主张更新国际贸易分析框架，提出通过出口补贴、研发补贴和进口关税等政策增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当时，日美贸易战期间，里根政府正是通过关税与产业保护政策成功抵御冲击。现实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并非一本万利，首先会破坏基本的贸易环境，加剧竞争，如早期的美德贸易博弈、美日贸易摩擦以及后来的日韩贸易竞争等，短期内为本国厂商赢得了竞争，但长期却增加自由贸易的门槛和壁垒。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而言，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渐被这些优先事项所影响。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强制性关税和补贴政策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表明战略贸易理论的深化反而可能激化贸易冲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大国正在背离由其自己创建的自由贸易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吉恩．格罗斯曼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取得的利益是以贸易伙伴的损失为代价，因操纵贸易条件的政策招致报复，导致所有国家的贸易环境恶化。美国贸然发动关税战，即在表明美国在“转嫁”内部所面临的高债务和高估值的美股泡沫风险，以此限制新兴国家的发展。对新兴国家来说，摆脱对核心国家的依附过程将付出较大代价。客观而言，后发的新兴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目标时经历从模仿学习到追赶，其间发达国家顺畅地实现了在全球体系中向半边缘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转嫁。国际分工引发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异，使后发国家获得相对收益，核心国家则扩大了商品和服务市场，获取更大的金融资本利益。研究发现，在全球化时代，核心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国际资本、技术优势等实现更大利益的本质。新兴国家承受核心国家的“成本转嫁”，以至在国际竞争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高度不对称。

新兴国家推动“去依附”

新兴国家在应对核心国家“成本转嫁”时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大量新兴国家在出口上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短期内很难扭转局面，将被迫谈判及接受美国的霸王条款。唯一的出路在于“去依附”，但成本代价高。数据显示，2025年首三季，越南的对外商品贸易顺差下滑至168.2亿美元，按年下降达20.5%。因关税贸易战冲击，新兴国家被动或主动地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既要依靠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并加强多边关系及区域合作的共生协调。因而，在面对美国关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时，全球南方崛起，推动再全球化的内在动能更强，非美贸易市场逆势增长。

回到当下，特朗普2.0关税战仍在发酵，其引发的长期风险和对全球化的冲击不可小觑。具体有三个维度：一是自由贸易体系遭遇重创。“对等关税”政策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将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推动建立的自由贸易协定机制推向瓦解的边缘，信任赤字和贸易协作的空间受到挤压，将保护主义推向高点，多数新兴国家在同美国的“对等关税”谈判处于劣势；二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原本2018年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冲击已经引发全球产业链重构、供应链重组的新趋势，“关税战”的爆发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主导的“脱钩断链”将人为制造贸易的冲突和分裂；三是“去依附”的进程加快。多数新兴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体系高度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国际分工体系下这种“依附”关系存在诸多弊端，但要摆脱“依附”却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风险成本。

关税无助解决美财赤

克鲁格曼公开批判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贸易战，现在的美国似乎陷入了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不仅美国总统宣称美国取得了胜利，就连内阁成员也极力吹捧美国的关税政策。全球而言，反对保护主义的声音有增无减。本质上看，各国和地区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参与国际分工，而且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形成紧密的联系，关税贸易战这种形式仅抬高了贸易成本，而对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仍然无济于事。通过增加关税收入对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只是杯水车薪，反而制造了新的贸易失衡。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奥认为，目前的关税政策难以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竞争力问题及制造业问题。事实上，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处于持续攀升的阶段，这一逆差主要指的是商品领域，具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中低端的制造业基本上已转移到世界各地，主要依靠向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口各类初级产品及资源能源等；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扮演关键角色，依赖于全球制造业体系，由于美国成本偏高而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条件。还应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与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有关，通常这些贸易顺差国家和地区会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同时还有大量的外债是以美元计价。可见，美国虽然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也是最大的债务国家，而且金融市场发达，吸收了全球各地的美元投资。虽然美国在商品贸易有巨大逆差，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则拥有比较大的顺差优势。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至1.21万亿美元的新高，同期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增至2952亿美元。“米兰报告”的错误正在于过度强调“美国优先”，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

为应对美国关税贸易战，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对话合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东亚地区出口增长9%，其中区域内贸易增长10%。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约8%，反映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尽管美国当前政府表现出反多边主义的倾向，但全球多边体系仍有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存在，甚至在未来美国可能会重新加入。观察发现，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贸易政策时常自相矛盾。值得关切的是，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包括近期宣布威胁加征关税，这些表明美国内部存在的极度不安，同时也反映了内部分歧的日益严峻。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