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规模跃升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2-2024年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在4%左右，1996-2011年为5.5%，呈现放缓态势。笔者近三年系统性开展国别研究，涵盖数十个代表性的后发国家案例，包括“二战后”崛起的后发国家，如日本、韩国及德国，以及在1970年代后转型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泰国、阿根廷、巴西、波兰、匈牙利，乃至沙特阿拉伯。转型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渐进性推动经济制度改革、融入全球化及参与国际分工、强调技术升级以及金融监管规范，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和规模跃升。

2024年，发展中国家偿债利率升至24年来最高水平。中国等实现经济成功转型的经验值得研究。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通过将后发优势最大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稳妥扩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自主创新，释放出新的人力资本红利和竞争优势，这些对其他后发国家有启发意义。制造业和研发来看，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研发支出GDP占比分别在25%和2.69%。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在推动实现经济规模跃升的过程中，应着重于从内生性增长出发，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构建比较竞争优势，注重宏观政策的审慎平衡，并投入更多资源在社会民生领域。

后发国家的三种挑战

一是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内生性增长动能不足。后发国家在起飞阶段经济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缺乏原始积累，特别是对于原材料和能源资源为主的后发国家而言，缺乏制造业能力。部分后发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抓住有利时机进行自主创新，如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依托于丰富的资源能源出口获得更多外汇储备，但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能明显不足、外部性依赖又过重等问题。比如，越南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高达75%，而且对美国市场依赖性较大，对美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的威胁。又比如巴西、希腊，因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累积大量外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中国、印度外债存量占国民总收入（ GNI，Gross National Income）的比重为13%，巴西、阿根廷的外债比例虽逐渐呈小幅下降态势，但目前的比重仍分别为29%和39%，明显偏高。

二是结构性改革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有所失衡。后发国家的困境在于如何把握技术模仿与制度学习的取舍。后发国家由于制度改革基础不深厚、发展条件不具备，其薄弱环节也逐渐暴露，如地方产业过度竞争、要素市场流通不畅等。世界银行统计，2024年如巴西、委内瑞拉、南非的人均GDP按现价计算，分别较历史高点下降23%、69%和27.5%，出现倒退现象。

三是科技竞争加剧，后发国家自主创新遭遇瓶颈。由于全球分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后发国家所形成的后发劣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随着经济体量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发劣势不断衍生。后发国家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长期形成的技术依赖短期内难以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失效，实现“弯道超车”的成本更高。统计显示，巴西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4年高峰期的34%下降至目前不到10%。研发支出不升反降，进一步削弱竞争优势，比如巴西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仅1%左右，南非不到1%，落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比如在AI和芯片半导体行业，整体上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偏低，仍有发展瓶颈。

自主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

（一）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等结构性问题，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稳慎推进金融改革，促进要素市场改革等举措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空间。二是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定位、功能作用和边界，健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新提供便利，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三是既要抓住全球化重塑与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期，发展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产业行业，推动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价值链延伸，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通过打造各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布局形成多头并进的发展引擎，促进产业升级。

（二）扎实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实现产业链价值链提升。一是抢抓第四次科技革命启动的重大机遇期，完善产业政策，引导本土企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形成研发、生产和成果转化的完整体系。二是探索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产业和专精特新行业入手，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高科技产业链。三是发挥金融要素市场功能，进一步探索构建产业基金、主权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多种投融资体系，建设差异化的产业集群。比如，波兰积极发挥“欧盟资金+国家政策＋企业投资”的协同效应，建立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护城河”，2024年波兰汽车类产品出口412亿美元，占波兰出口总额的11%。

（三）重视经济社会与生态均衡发展，促进民生福祉建设。一是平衡好经济、社会与生态建设的关系，避免因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与生态问题，扭转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引导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行业转型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比如，中国加大绿色投资，其中清洁能源投资规模占全球比重的三分之一。二是更加重视民生事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公平与加强医疗保障等综合举措着力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并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比如，中国在“十五五”时期将研究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三是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以及制度扶贫等各方面政策构建脱贫扶贫的体制机制，关注区域发展，解决民众关注的通胀、收入及就业问题，构筑民生保障“安全网”，提升社会保障的经济减震器作用。

培育内生增长动能

国际比较，全球多数后发国家依托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土地等资源，承接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转移，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使命，逐步改善经济发展落后局面。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后发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后发劣势问题愈发突出。研究表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明显差异，而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和对立。实践证明，一些过去成功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或地区未能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或改革的步伐过快、过激，或无视现实条件，导致金融自由化、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发展失衡等问题。

经验表明，后发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围绕市场经济制度改革、营商环境建设等打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另一方面则依托科技创新引领解决后发劣势问题，提升价值链地位。结合笔者过去五年的研究观察，少部分后发国家实现了经济规模的跃升。比如作为大型经济体的中国，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体量规模实现逐年跃升，主要在于培育内生性增长动能，拓展内需消费增长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又比如爱尔兰、越南，2024年的GDP规模分别较2015年的增幅达到101.6%、99%，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优势，吸引全球投资。

总结来看，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核心仍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没有较好的增长很难解决债务赤字、社会民生失衡问题。当前而言，后发国家的经济规模跃升面临的挑战更大，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经济增长的内部环境，比如经济改革、宏观政策治理、产业政策制定，二是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比如国际营商和投资、经贸对外开放等。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